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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八篇，每篇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某些思想或观念进行了解构。这些典籍作为“不在场”的“旧文本”，参与了《故事新编》的解构活动。如果没有这些典籍在场，对《故事新编》的理解将无法进行。

据《〈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故事新编》涉及的“旧文本”达二十余种，包括《山海经》、《国语》、《列子》、《淮南子》、《太平御览》、《博物志》、《史记》、《楚辞》、《孟子》、《尚书》、《论语》、《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士传》、《古史考》、《水经注》、《吴越春秋》、《越绝书》、《孝子传》、《列异传》《搜神记》、《神仙传》、《墨子》、《战国策》等。对于这些“旧文本”，　作者在序言中说是“有时虽然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免信口开河。”但我们细读就会发现，鲁迅并不是简单地停留于“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除了少数以这些典籍的记载为细节的来源外，更多的主要的是在小说的主题上与这些典籍中的某些文本形成差异。也就是说，小说创作的主题，是向我们提供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旧文本”解读得出的思想观点不一样的结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典籍的已经固化的理解之外有了新的理解，打开了新的窗户，即：对“旧文本”进行了解构。

这里，我不妨就主要的解构对象进行如下列举：

A、对“女娲造人”“人分贵贱”之说的解构。女娲造人，在《列子》《淮南子》等典籍中多有记载。《列子》记载：“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这些记载只是不带感*彩的客观叙述。但到了汉朝的《太平御览》，女娲造人的传说则被统治者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该书记载为：“俗说：天地开辟，末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用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丝旁亘）人也”。在《补天》一篇中，鲁迅将女娲造人的过程进行了形象重现，意在将其重新解读成弗洛伊德的*转化为创造力的故事（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打破这些典籍中的“女娲造人”传说中原有的“人分贵贱”的价值倾向，使之呈现为多种解释的可能。

B、对《国语》《尚书》的严肃性、权威性的解构。《国语》《尚书》作为儒家经典，历来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其行文风格周正，语言精简而准，具有神圣的严肃性。在《补天》《理水》《采薇》等篇目中，鲁迅借用了其中的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况，使《国语》《尚书》在小说中从滑稽的场面或人物口中出现，从而使其神圣的光环立即熄灭。如，《国语。周语》中有一段话是这样描述的：“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雍防百川，堕高堙（广下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而在《补天》中，鲁迅则让那些人用《尚书》体语言各说各话。其中一段是：“呜呼，天降丧。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佑德，我师反走，我后爰以厥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我后亦殂落……”另一段则出自战争的另一方，说的是：“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相反态度的描述，得出几乎完全相反的言辞，从而使《尚书》本身所带的那种严肃性、可信性得到极大瓦解。

C、《奔月》、《理水》、《铸剑》则用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和琐碎性来解构重大主题的传说。这三个故事，作者基本没有脱离“旧文本”的框架。但是，却加入了偶然性和琐碎的细节去冲淡旧文本的固有的神圣气氛。后羿贵为英雄，也要受庸俗的妻子的烦忧和生活拮据的奔波。嫦娥奔月，并非一个美好传说，而是一个无法忍受穷困的妇人抛弃丈夫的故事；禹是在各种无聊的事和无聊的人的包围中出现的，并最终又陷入这样的包围之中去的英雄；眉间尺的复仇充满偶然性……

D、对伯夷、叔齐之仁的解构。关于伯夷、叔齐的故事，在被儒家奉为圭臬的典籍《论语》中有一段记载。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说；他们是“古之贤人”、“求仁得仁，又何怨？”而《史记。伯夷列传》也有一段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之仁，历来作为儒家教育后人“忠”与“仁”的典范，具有不可置疑的神圣性。可鲁迅在《采薇》中，在保持整个故事的框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用丰富的故事细节，将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圣迹”诠释成一系列偶然性的结果。比如华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