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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鲁迅如何刻画孔子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圣人形象及其思想的。一方面，鲁迅在《补天》和《铸剑》中，有意穿插了嘲弄孔子所推崇的《尚书》等经典，批判了国民“温、良、恭、俭、让”性格。另一方面，鲁迅又在《出关》中，对孔子形象进行的重新塑造。在《庄子。天运》中，详细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前后两段对话：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协（？），予又何规老聃哉！”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纪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在这个“旧文本”中，作者只是表现孔子与老子在思想上的关联，基本上没有涉及两人的个人性格问题。但到了鲁迅的《出关》重写的这段对话中，作者通过大量的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人物的性格丰满了，一个表面谦恭内心却深谙城府的孔子形象跃然纸上。显然，作者是在《庄子。天运》等“旧文本”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在故事的空白处填入了细节，通过这些细节的倾向来表现人物性格，使这里的孔子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孔子的无限崇拜形成鲜明对比。

老子之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他践行自己的思想，远离孔子，自走流沙，颇有徇道精神；但《出关》中的他却不得不受关尹喜的强留，遭遇很多在他看来无意义的琐事。伯夷、叔齐是要以身成仁才避无礼而采薇野地，可也无法不面对小穷奇、阿金嫂之类烦事。庄子出于好意为髑髅起死，却不料招来索要衣服、巡警等一系列麻烦，最终落得个落荒而逃。这样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师，在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的观照下，人物身上那些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远、神圣的“光环”就不复存在了，他们在鲁迅的笔下成了再平常不过的凡人。神圣性就这样被解构了。

纵观以上，我们看到，将日常生活加入到“旧文本”当中，将“故事”进行“新编”，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将神圣崇高的东西拖入日常生活之中，改变语境，使这些在旧文化中崇高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显出苟且猥琐的原形，解构了旧文本的“知识—权力”结构。二是从空白处填入细节，将人物塑造成与旧文化中不同的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化增添新的内涵与元素，起到了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策略二：沿着旧文化的逻辑轨道前行

西谚云：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其中的道理就是，要让一事物灭亡，不如让事物沿着既定的方向加速走向衰亡的终点。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其腐朽、落后、反动性日益显现出来。鲁迅等一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如何在中国传统旧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保证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成为自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直到整个二十世纪最明显的政治、经济、文化主题。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重庆谈判、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无不是在西方文化强势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对中国保存与发展的道路的选择与探索，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

在这过程中，不同的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有的重在建设，将西方近现代的政治、科技、文艺传播到中国，让它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有的重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仍有生命力的东西加以改造，以适应形势之需；有的则对旧文化进行批判与破坏，为建设新文化扫荡出一片新的天地。

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还一片阴郁，旧文化的强大存在，并没给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留下多大空间。处于这种文化处境下的鲁迅，所做的则首先是破坏与扫荡。

而让旧文化走向绝路，就是鲁迅破坏与扫荡常用的策略。《故事新编》成了鲁迅让那些早已腐朽的旧文化演绎最后死亡的舞台。

在旧典籍中，“女娲造人”和“炼五色石补天”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关于女娲的故事。在《补天》中，鲁迅从“女娲造人”结束的地方开始，从女娲的视角看中国上古的那一段历史，体现了历史的不确定性与历史观念的荒谬性。

女娲造人之后，由于疲劳，她“喘息一回之后，叹一口气，两眼就合上了”。等她再次醒来时，她所造的人已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