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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补天》中也一样，作者不但将《太平御览》中的汉朝应邵《风俗通》中所记录的“女娲造人”与汉朝刘安的《淮南子》及《史记》中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关于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故事相拼接，而且还将《列子。汤问》中的共工与颛顼之战、史记等典籍中关于秦汉寻仙问道的记载等相拼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新的“补天”故事，换成了女娲的视角看中国历史上古时期的若干史实，对中国文化中对这段正统历史记载的客观性提出了怀疑、进行了嘲讽。

《采薇》以《史记。伯夷列传》为主要故事框架，记录了伯夷、叔齐让位而逃、叩马谏武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并最后饿死的故事。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拼接了汉刘向《列士传》中关于“天遗白鹿乳之”的情节以及蜀汉谯周《古史考》中记载的“妇人谓之此亦周之草木”的情节。这些情节的拼接，不仅使采薇的故事更加完整，而且还赋予其人物性格的内在统一，使伯夷、叔齐的“愚忠”与虚伪，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最后下场得以强烈表现。

如果说在《补天》、《理水》、《采薇》中不同故事的拼接还有相同的人物在故事中起穿插作用，它们还是故事与故事的拼接，那么，在《理水》中，则成了“古人”与“今事”的拼接。

《理水》共四个章节，其中前面两个章节，作者集中描写了“文化山”上无聊文人们的争吵与官员们无聊的视察灾情、安抚民众。虽然这些情节在时间上都冠以禹所在时代，而其实质是鲁迅生活当时的社会情况，或者更具体点说，是厦门大学当时情况的曲笔描绘。后面两章节才正面写到禹。在这里，鲁迅有意将“古人”与“今事”拼接在一块儿，产生强烈的对比，从而使禹的实干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得以突显出来。

在《奔月》中，鲁迅用大量的具有现代生活内容的情节（妻子的难耐清贫、错射杀老母鸡的麻烦等）与《列子》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女亘）娥窃以奔月”的记载相拼接，突出表现了英雄的无奈与落寞。

此外，鲁迅还在小说中将一个人身上的故事移花接木到另一个人物身上，以丰富人物的性格。《奔月》中，鲁迅就将《列子》中关于“飞卫学射于甘蝇，诸法并善，唯啮法不教。卫密将矢以射蝇，蝇啮得镞矢射卫”的记载，用于后羿对付其弟子逢蒙的剪径。

这些拼接手法的运用，使原来零碎的典籍资源在鲁迅的笔下变成了完整的故事、丰富的人物性格，更主要的是，通过拼接，使旧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贯注的价值得到重新释放，寓以其新的价值与认识。新编的故事，使“旧文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以来结成的牢固的“权力…知识”诠释结构得以松动，让人们重新审视已经固化的、权力渗透的知识。

之二：杂糅

杂糅就是将其它语境中的语言或细节，以“部件”的形式掺杂到另一个语境文本之中，而且又不影响后一个文本的宏观结构。与拼接相比，杂糅是作品局部的拼接，拼接是作品宏观结构上的杂糅。拼接的各部分材料，在作品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共同构成作品的整体结构；而杂糅则无涉作品大结构，只是在局部上的景观。

不管杂糅还是拼接，实质都是语境的有意错位，将日常生活和时代风貌糅进了“神话、传说与史实”的宏大叙述之中。在错位中，原语境下的意义得以改变，并在新的语境下产生新的意义。

因为杂糅是以“部件”形式出现，因而它运用起来灵活得多，使用频率也高得多，在整个《故事新编》中，到处可以见到其影子。概括起来有四种：一是形象的杂糅；二是细节的杂糅；三是词句的杂糅；四是情景的杂糅。

关于塑造人物形象中的杂糅问题，鲁迅在《出关的“关”》　中讲得较清楚。他谈了作家创作人物形象的两种方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人”。“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人”就是杂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表现。《故事新编》中塑造的女娲、后羿、嫦娥、禹、鸟头先生、关尹喜等人物形象，除了中国典籍中的内容之外，确实还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现代社会中的人物特点，作者将现实社会中的形象杂糅到了“神话、传说与史实”的形象之中。比如嫦娥，在《淮南子》中只是记录了“窃以奔月”。但鲁迅却在“窃以奔月”的基础上进一步用丰富的细节进行了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