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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当然也脱不开与那些运动中的人物的联系。整个运动，胡适先生提纲导演，傅斯年、顾颉刚、钱玄同、罗家伦、沈兼士、周作人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演员。不说与胡适同为《新青年》同仁，仅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与鲁迅均为章门太炎先生弟子这一点，就足以使鲁迅不会离整理国故太远。况且，钱玄同作为运动主将之一，其主张与同仁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主将顾颉刚更是同气相求，却同时他又是当年亲劝鲁迅出山的人，其密切关系自不待言。

这些，都为鲁迅与整理国故运动建立种种关系提供了可能，它同时也使得鲁迅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远非赞成与反对如此简单。

事实上，鲁迅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对“国故”的整理。他极认真地校勘过《嵇康集》，搜罗历代小说史料，汇辑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小说备校》、《古小说钩沉》等小说研究资料，著有“国故”专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鲁迅是赞同“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的评判的，表现出来的也有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判；鲁迅对有组织的整理国故运动出于个性的原因有着排斥，表现出来的却也有他自觉地与“整理国故”者们一样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

《故事新编》是鲁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策应，却又是一个与整理国故运动态度暧昧、充满矛盾的文本。

时间节奏上的对应

我们首先可以在创作的时间上看到《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运动的相同节奏。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八篇作品，前后历经13年之久，大约集中在三个时间段内完成。

最早创作的是《补天》，原作《不周山》，创作于1922年11月的北京，其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胡适之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虽然早在1919年，并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重要原则、方法等，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总纲。但第一个有影响的整理国故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的建立，却在1922年1月17日，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国文系教授钱玄同、周作人同时为成员。1923年1月，《国学季刊》正式创刊，胡适代表全体同仁执笔撰写了《发刊宣言》，将“疑古的态度”作为这一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中心见解，“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学术运动才真正形成。

第二阶段，是分别于1926年10月和12月创作于厦门大学的《铸剑》和《奔月》。这段时间鲁迅与整理国故运动的主将、古史辨派核心人物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有过共事的经历并最终闹了矛盾分道扬镳。

创作的第三个时间段是作者在上海，于1934…1935年。鲁迅分别于1934年8月创作了《非攻》、1935年11月创作了《理水》、12月创作了《采薇》、《出关》和《起死》。其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走向哀竭的时候。整理国故运动的参与者吕思勉在1935年底也反思说：“考据之学，有其利亦有其蔽；实事求是，其利也。眼光局促，思想拘滞，其蔽也。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卢P124）

这三个集中创作的时间段，对应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高潮和消亡三个阶段，除了表面看上去的巧合之外，也体现了整理国故运动对《故事新编》的潜在影响。

当然，我们不必把鲁迅创作《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运动在时间上的对应看作完全是鲁迅被动的接受它的影响的过程。在看到整理国故运动影响的同时，我们首先要认清楚，鲁迅是在历经过“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奈之后，才进入解构的企图下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只是外在地、恰巧地契合了他内在的思想发展。

思想方法上的策应

《故事新编》之所以显得“另类”，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题材与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鲁迅其他作品完全不一样。

他的小说，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题材和主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国民性、封建压迫、科举制度、革命、知识分子、妇妇命运、生命、爱情……

但《故事新编》为什么忽然就选了“神话、传说和史实”作为题材进行创作呢？在这种跨度之间，我们明显感知到，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