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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鲁迅研究的状况还不至于像卡夫卡研究那么糟糕。虽然当今对他在文化思想上的研究大于在文学上的研究，甚至有人建立了完全哲学化、政治化了的“鲁迅学”；但毕竟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在美学的领域平静地谈论鲁迅的作品，鲁迅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没有被完全遮蔽。

然而在这没有完全遮蔽的鲁迅研究中，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却至少是被忽略的。在不少鲁迅论家的研究著述中，谈起鲁迅的小说，津津乐道的常常只包括《呐喊》与《彷徨》，《故事新编》被有意无意地逐到了他们的视野边缘甚至“鲁迅小说”的概念之外。

一个完整的鲁迅是离不开《故事新编》的。更何况，作为鲁迅的晚期作品，对它的理解及价值定位是研究鲁迅文学与思想嬗变的应有之题。没有《故事新编》的鲁迅，只会让人更加将鲁迅误读成一个静止的存在。

较之鲁迅的前两部小说，《故事新编》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与思想文化意义，它是鲁迅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观念发展到晚年的一个结果。

批评深度：从文化现象到文化源头

上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封建王权统治向资本主义现代*政治的转型。转型是必需是，但也是痛苦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众日常生活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于是，新道德与旧伦理、西学与国学、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普罗民众与知识精英、革命与改良……都交织在同一个时空之间，扭结在同一个社会之中。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在鲁迅内心的正面映照。

从《呐喊》到《彷徨》，内容都取材于社会现实，这种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来源于他的文艺观念。当初，鲁迅“弃医从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为“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所以在鲁迅看来，文艺不过是“改变精神”的工具而已，目标则是建立“人国”，用西方的科学与理性精神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呐喊》与《彷徨》所做的，则是围绕着这一目标，“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前期的小说从社会现实入手，正是以他对小说工具功能的理解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与鲁迅从社会现实开始着手改变中国民众的“精神”所进行的努力。要“疗救”这个腐朽的社会，则首先要揭示这个社会的“病苦”。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于1923年；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出版于1926年。两者相隔不过三年，这也正好为两部小说在内容上的相近做了注脚。

《故事新编》是他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集，出版于1936年，与他前一部小说已相隔了十年。十年之隔，我们不难理解：处于社会思想文化漩涡中心的鲁迅，思想观念与文学趣味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事实上，《故事新编》在风格上与前两部作品迥然不同，正是鲁迅思想文化观念与艺术追求、艺术趣味的变化在作品上的反映。

鲁迅小说的表现内容，到《故事新编》这儿仿佛掉了个头。1922年，他“从历史采取题材”作小说，如果说开始还只是作者在题材与文体上的一种自我拓展的话，那么等到中断了几年之后的1926年再提起笔继续创作时，已经完全超出了文体试验的范畴：鲁迅的批判不再满足于只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下的表面现象，而是必须深入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进行批判了。

这一转换，不仅拓宽了鲁迅文化批判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使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更加深刻——直捣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在批判深度上，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是向着文化更深刻的层次递进的。

批评强度：从一般性批判到解构

在批判内容呈递进的同时，《故事新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方式上，因为解构方法的运用，比之《呐喊》《彷徨》的一般性批判更加强烈。

我们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