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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事新编》文体的定位也是历来争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概括起来，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历史小说观。认为作品主要是用现代的一些观点去写“神话、传说和史实”，历史是小说的主体，主题是表现历史事件，塑造的是历史人物形象。在历史为主干的故事中“穿插”的现代语言与细节，是属于次要内容。二是讽刺作品观。认为作品是鲁迅杂文的一种变体，看似写的是古代的人物故事，其实是讽刺现代生活中的人物及其行为，是鲁迅出于“战斗的需要”采取的一种讽刺手法；讽刺是主题，历史是题材。

郑家健在《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一书中，对《故事新编》的文体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得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从横向上把《故事新编》与鲁迅的杂文、散文以及散文诗联系起来，从纵向上与《呐喊》《彷徨》以及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它在文体上是“反规范”的，实行的是“反文体”写作和文体创造，形成了现代“奇书”文体。

郑家健关于“文体越界”、“反文体”　写作的分析很给人启发，但如果将《故事新编》称为“现代奇书”，则同历史小说观的偏颇、新杂文说的谬误一样，是对《故事新编》文体特征的混淆。

沿着“文体越界”和“反文体写作”的分析思路，我认为，《故事新编》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它将小说的故事、散文的从容、杂文的讽刺、历史的确凿融铸一体，形成了文体的杂烩特征。第一，它的每篇作品都有一个完整的事故情节，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具备小说的美学特征；第二，它的行文并没有完全照着小说的节奏进行，在小说的很多情节处，穿插了大量的闲笔，使之从容不迫，舒张有致，有散文之美；第三，它犀利泼辣，话中带刺，用漫画的手法展开了大量的反讽，有着杂文的批判精神；第四，它的题材来自中国古代典籍，主要情节或故事框架基本上于史有征，有着历史的确凿。

这种跨文体写作与作品“解构”的创作原则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它将各种文体特征糅合为一体，是“解构”在文体上形成的痕迹；另一方面，解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而跨文体写作则是对“文体”的颠覆。

《故事新编》就这样从里到外都浸透着反传统、反规范、反权威的思维方式。

第二节 鲁迅式失败：退却还是前行

第二节 退却还是前行

鲁迅式失败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鲁迅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很想就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回答，但回答之前需要很多前提对这个问题进行框定。比如怎样才算是成功？对中国传统文化施加了多大的影响才算成功？是否要彻底改变才算成功？是不是实现了鲁迅预想的目标，建立了“人国”才算成功？这些问题的提出，又使得“鲁迅是失败还是成功”的问题显得十分粗鄙。

放远一点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最终的失败者，在时间面前，无论谁，最终都是要被后来者抛弃或者超越，他一生遇到的困惑、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最终都是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消解。

于是，我们不如退回来，剥落不必要的条件限制，就鲁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来讨论成败；或者更小一点地说，从《故事新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来讨论鲁迅的成败。于是，我们说，鲁迅是失败者。

“建设—批判—解构”之路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起始于青年时期，且毕其一生。早期写作文言论言四篇，是他对中国文化进行建设的尝试（此后虽然也有系统的文化建设，如《中国小说史略》等，但主要还是以批判为主）；之后经历杂文、小说的写作时期，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时期，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直到晚年写作《故事新编》，使他进入了解构中国传统文化时期。

从表面看，从建设到批判再到解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深入的干预与否定。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建设，而解构则是更有力的批判。但从创作主体鲁迅的角度看，则这是一连串失败的表征。

文言论文的写作，是鲁迅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思想中来的努力。留学日本，使他直接感受到了西方具有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文化，这成为他思考中国文化改造的起点。他的《摩罗诗力学》、《文化偏至论》等，大量使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进行思考，是他将西方思想充实到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尝试。可这种尝试能改变中国文化现状吗？在四篇文言论文写作之后，鲁迅搁下了笔，反思着自己这样的文化建设，陷入了十年沉默之中。他的沉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