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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执行处新闻处的翻译只有三个，二女一男。袁迪新是很受瞩目的一个，她从小在家时就跟家庭教师学英语，中学和大学读得都是教会学校，英语基础非常好，所以文件到了她手里，很快就能处理完毕。她的任务主要是把中文新闻稿件（大多都是各地的战报）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成英文，供外国新闻记者取用。因为她工作积极认真，待人热情，长得又漂亮，在那个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地方，显得非常出众。

新闻处为了联络各方人士，每个周末都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舞会，袁迪新成了很受欢迎的舞伴。叶剑英同志多次邀其一起跳舞，对她说：“袁小姐，你很漂亮！”蔡文治先生也曾邀其一起跳舞，还对她说，他想在北京成个家，请她帮助介绍女朋友。

当时蔡文治是国民党军队中号称最年轻的将领（人称贝贝将军），只有三十来岁，长得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其实他在老家已经有了家室，也许他只是一时高兴，心血来潮，故意在袁小姐面前叹苦经。袁迪新天真烂漫，不明就里，真的为其介绍女朋友了。结果把她的好朋友、当年贝满女中的同学吴佩琪（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的孙女，在家排行老九）介绍给他。没想到这下反而弄假成真了。蔡文治非常喜欢吴佩琪，因其年轻活泼，青春焕发，将军加美人，好像天生一对。后来他们真的在北京结婚了，结婚时袁迪新的女儿还去当小傧相。

若干年后（20世纪80年代）蔡文治夫妇从美国回国探亲，受到叶剑英同志的接见。他们托人带话给袁迪新，想跟她见见面，可是袁迪新当时正在医院里为丈夫的病而发愁，无心他顾，错过了一次共话当年的机会。

她在军调处新闻处当翻译，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因为这个北平执行处总共也就存在了一年时间。从宏观上讲，因为马歇尔的调停失败；从直接原因讲，还受了沈崇事件的冲击。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士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案发，北京市民反美情绪顿时高涨，上街游行的市民举着“美国鬼子滚回去！”的标语和横幅，把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军调处新闻处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几个头头在忙着打电话，直到夜深人静之后，才一个个从后门溜走。一个月后，美国方面宣布退出调停，中国方面也就宣布撤销军调处。袁迪新也就回到了上海。

关于这段经历，袁迪新解放初在财经学院工作时，都向组织交代了，还写过书面的材料。那时搞思想改造运动，人人都要写个人的经历。想不到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据此硬说她是美国特务，逼她交代跟王光美的关系，大会斗，小会批。其实她跟王光美根本没有关系，她只是一个翻译而已。为此造反派还去北京和南京大搞外调，弄得她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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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当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为拍他的马屁，他的部下到江西景德镇烧制了两套非常精细的专用餐具，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洪宪瓷”。“洪宪瓷”一套有数百件，每一件都用白纸包好，放在一个专门的大箱子里。不知什么原因，其中有一套到了老段的手里。老段最喜欢三小姐（袁迪新的母亲），在她出嫁时就作为陪嫁送给了她。

这套珍贵的餐具在三小姐手里最初并不很当回事，只要有客人来就拿出来用，时间长了也打碎了一些，后来听说很值钱，才包包好，不用了。到“文革”爆发时，还有二三百件。当红卫兵冲进家来抄家时，这箱“洪宪瓷”正袁迪新家的桌子底下，红卫兵看到了，翻开看看，不过是些坛坛罐罐，根本没当回事。倒是对她们保留的段祺瑞的军装和勋章等东西，以及家里的手表、首饰很感兴趣，统统用车子拉走。等红卫兵走后，袁迪新和母亲害怕出问题，赶紧把那套“洪宪瓷”上交政府部门，同时上交的还有两套银台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理抄家物资，“洪宪瓷”又回到了袁迪新家里。但是有人劝她们最好还是卖给国家文物部门吧，放在家里迟早也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出问题。她们母女经过十年浩劫，早成惊弓之鸟，只要有人要就请出门吧。说是能给五千元钱，五千就五千吧，能换个安宁比什么都好。“洪宪瓷”就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被搬出家门。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解放后不久去世。他一辈子没干过什么事，生活上主要靠吃遗产，后来遗产也吃光了，每月就向妻子要零花钱，这些零花钱多半都去买戏票了。他很喜欢京剧，是个终身票友，也是个终身的花花公子。

袁迪新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