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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会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十分相信罗范椒芬女士的真心，所以对她的“难以想象”更感到难以想象；“作为教育署署长”，直到今天才知道“新移民”遭受歧视，才知道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冷漠，“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新移民”一词本身就带有歧义，特指新近自中国内地来香港定居的人士，从其他地方移居香港的一般都不会被称作“新移民”。最近几年，为了加快解决香港人在内地的数十万配偶和子女来香港家庭团聚的问题，获准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人数成倍增加，每年已超过五万，其中孩子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都是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新移民”家庭一般景况都比较差，已经构成香港社会中最贫困的新阶层。五年前林婕从内地来香港同父母团聚，一家三口挤在狭窄的“临时房屋”里。她又因为英文差，不得不“自愿”降三级到一所乡村小学重读。后来他们搬入“公屋”，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她也考入中学，父亲却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由于生活艰苦，母亲现在白天去报摊工作，晚上还要到烧腊店兼职。林婕学习努力，不仅成绩名列前茅（全班第五名），去年还在一次公开征文比赛中获奖，三个月前又获得另一次征文比赛的冠军，可谓品学兼优。然而她还是自杀了，遗书中表示“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为什么？看了她的那两篇获奖文章（也就是教育署署长电邮中提到的），答案就很清楚了。特别是写于去年的《我在香港的日子》，表达了她和相当一部分“新移民”学生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下面作些摘录。林婕说：“初到香港，我们住进了破损不堪的临屋区……我还以为香港这一繁荣的城市，应该是处处高楼屹立，可没想到，天堂一角，也有如此地方。狭窄的铁皮屋子，站两个人已嫌挤迫；流浪猫狗随处可见，又脏又臭，令人恶心；还有体大如猫的老鼠……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想想我的老家，宽敞舒适的房屋，整齐洁净的家具……真是天差地别啊！陌生的语言，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街头——一切要从零开始……爸爸妈妈四处奔波，一面忙着找工作，一面为我找学校。他们真辛苦啊！”她写到父母所受的委屈：新移民难找工作、语言的障碍、种种的歧视。他们工作很累，又都有病，“可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他们别无选择的，只能咬紧牙关撑下去。爸爸妈妈每天起早摸黑，而所赚来的钱，只能勉强应付日常生活上的开支。”家里的桌椅、床柜和电器，都是拣别人丢弃的破烂。她自己最大的委屈，则是被迫降级三年，重读小学。“好的学校不肯收我，只好被派往一所乡村小学。天啊！我在内地就读的可是省级重点中学，而如今却被贬到了仅有五六十个学生的乡村小学……我做的第一份习作，是小学二年级的！当时的心情确难形容，这简直是种耻辱！”到香港的第一年，她几乎每晚以泪洗面。同学们都看不起我，爱以‘内地妹’称呼我；他们知道我不懂粤语，就常以此来捉弄我；后来他们知道我的年龄比同级的学生稍长，又以此为话柄，取笑我‘老’……同学的白眼、冷嘲热讽，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刺刀，戳向我的心窝。”“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这些外来的压力、心灵上的创伤，我都不曾告诉过父母，因为他们的担子已经够沉重的了……”文章最后，她说到在父母和内地好友激励之下，在老师辅导和自己努力之下，学习成绩迅速提升，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一九九六年夏天她考进了一所好的中学，望见父母的笑脸，我的心里甜丝丝的，庆幸自己所付出的，得到了回报”。但是，在不久前的另一篇获奖文章中，她又抱怨说：可惜，如今填满我们校园生活的，却是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林婕的中文写作水平，比许多香港的大学生都要高出一截；她的思想也相当成熟，如果再坚强一些，能够撑过眼下最艰苦的日子，将来很可能成为香港所需的人才。可惜，她选择以死来控诉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排斥，留下“我太累”三个字，真不知道包含了多少辛酸。与她相同境遇的“新移民”孩子，不知又有多少，好在还有别的路可走。就在教育署署长发出电邮的同一天，一位十一岁的“新移民”男孩拿了“回乡证”（香港的中国人回内地的证件）离家出走，留言说回内地老家去了。他去年九月才来香港，一直埋怨香港压力太大，难以适应，不如在内地无拘无束……家长报警求助，但也应该庆幸自己的孩子毕竟没有像林婕那样走上绝路。通过林婕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