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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2）

几乎所有的工厂停了产，人们在户外受苦，但不敢回到家里，政府（那时叫“革委会”）动员但无济于事。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撤不撤街头的铺位，回不回家，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依中国几十年的规矩，政治运动的风暴一来，什么事情都不由分说，立即解决。

这件大事是：毛泽东逝世了。

记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场电影（大概是关于“广交会”的纪录片，那时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头喇叭传出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电影院贴出停映通告，我们立即返家。一路上，看到每个人都是满脸茫然的表情。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度茫然。10年来，毛已经被塑造为神，每个人每天都要重复若干遍“万岁”和“万寿无疆”，习惯成自然，这时听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生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随着收音机反复传来同一内容，加上各种后续情况的报道，我终于能够确定：毛主席确实是逝世了。10年的“文革”使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政治上都异常敏感和有经验，我立即意识到：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

1977和1979：考试与入学

“四人帮”的覆灭让人着实高兴了一阵，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很可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高级干部们也走上了大街，和普通民众一道游行，欢庆这次###的胜利，很显然，他们最先和最真实地把握到了当时流行的口号“第二次解放”的含义。

但是我的预测却落空了，“四人帮”的倒台并没有马上带来政策上的变化，这让人失望，也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当然，后来知道这是历史的巨大惯性。最高领导人中有的不愿改变以往的金科玉律，同时也要保护自己从“文革”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我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因为这之前任有种种倒行逆施，心中总是坚信它们违反根本的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律，一定不会长久，但如果一个变得较为正常的社会都要判定我们一代人成为牺牲品，那真是无力回天的事了。

大约从1977年的夏天开始，我渐渐看到了变化的迹象，许多科学家亮相发言，谈论科学队伍的青黄不接，教育遭到的破坏和急需恢复。快到年底，中央终于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高校的入学考试。

准备和参加考试自然非常紧张，不过考下来我的自我感觉很好，毕竟，以前在校时一直是好学生，而且，虽然一般地说我们这代人耽误了整整11年光阴，但我却基本上没有丢开过书本。但是，录取的结果是，我落榜了！因为，这一次录取的政治审查标准，还是援用“文革”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感到极度尴尬，生怕人们问：平常说得那么行的，怎么连大学都考不上？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77级”，实际进校时间是1978年春节之后。录取工作已经完全结束了，中央指示在落榜生中补招一些人入学，许多学校宣称校舍没有空余，中央又指示让这样的学生住在家里，实行走读。这是异乎寻常的举措，体现了为现代化培养人才的苦心孤诣。最后，我成了一名“走读生”，被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大家都说，只有邓小平才能做出这种打破常规、坚持到底的事情。

学校把年龄大的学生分在一起，称为“大班”，我们都有类似于劫后余生的感觉，特别珍惜现在的机会，学习极其刻苦。新时期也有种种新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开学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怀着“天之骄子”心态进校的77届新生与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新生对未经考试就读大学的人表现出公然的鄙视，“工农兵”们也不服气，学校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使双方相安无事。数学系把新生好好教训了一下，办法是举行一次“摸底测验”，试题相当深，以至于大半同学不及格，狼狈如此，自然失去了傲视“工农兵学员”的本钱。

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届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人“中举”之前“落难”在农村或基层单位，草草结婚，生子育女，一进大学，周围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小班”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另度一春的欲念。记得那时学校领导、年级主任或班主任经常接待前来哭诉、哭闹的“秦香莲”，流言和故事飞快地在同学中传播。当年《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小说《杜鹃啼归》，讲的就是这种事，影响很广。据我观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