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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住处的院子里，程砚秋穿上贺龙的军装，戴上贺龙的嵌有五星帽徽的军帽，披上贺龙的军大氅，照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自己的生活照；一张是扮成贺龙模样、描上黑色短胡须的化装照。他在那张生活照上，注明“46岁摄于贺龙总理家”；他在那张化装照上，写了这样几个字：“贺龙将军，看，我像你的小兵吗？”然后送给了贺龙。所有看过那张化装照的人，都说：“像极了贺龙。”就连贺龙本人，也连声夸赞他的化装技术呢。

程砚秋于1958年去世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是入党介绍人之一。

胡适：张学良w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慨。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合，难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然而，还是迟了，热河失守。胡适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

就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胡适对他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胡适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张学良看了胡适的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辞职。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安排他出国考察。

胡适就“九·一八”事变，撰写了六千字的《全国震惊以后》，其中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认为的失败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他认为，张学良“这祸真闯得不小！”由此他认为，张学良这个人“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他以“叛变”这样的字眼，给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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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友谊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与巴金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张充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有关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就带着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巴金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马上给他们发了贺电，祝福他们“幸福无量”。不久，巴金来到北平时，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里。尽管沈从文新婚燕尔刚刚一个多月，但他们夫妇对巴金这个好朋友却是相敬如宾。他俩都在酝酿着新的作品，舍不得花时间闲聊，就分头搞起了创作。北方的秋天气候宜人，沈从文将书房让给巴金创作《雾·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