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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雷》，而自己却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写自己的《边城》。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看望他们新婚夫妇，巴金才搬离沈家。

抗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沈从文的灵魂出现了迷乱。他“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其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为他的前途担忧，就通过朋友传话，劝导沈从文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遗憾的是沈从文没能够听从老朋友的劝告而刹住车。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在3月28日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寻求解脱。幸好他的妻弟及时发现，挽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沈从文家门庭冷落，很少与朋友往来。

1949年7月，巴金应邀到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多次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到沈从文家拜访。同年9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协会议时，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沈从文最为消沉与寂寞的时候，巴金的友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即使是在“*”时期，巴金和沈从文都自身难保时，仍然惦念着对方。至于在“*”结束后，他们的往来就更多了。可见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挫折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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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说相声演“帽戏”：梁实秋与老舍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汉口宣布成立，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随着武汉的沦陷，“文协”迁往重庆。

有一天在“国立编译馆”任职的梁实秋到“文协”去看望朋友，听说老舍也在这里。他就在朋友的引导下，在楼梯拐角处的小屋里，找到老舍。他们异地邂逅，真是有点不敢认对方了。老舍精神委顿，显得很苍老。交谈中得知，原来他们都住在北碚，相距不远，只是他的“雅舍”显得偏僻些。既然都是“天涯沦落”的老北京，又是志同道合者，自然就显得很亲近，彼此的联系也很多，很密切。

在他们的交往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们说相声的一段逸事。当年，由国立编译馆牵头，邀请驻在北碚的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款劳军，在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的大礼堂举行晚会。这个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的主轴戏是京剧《刺虎》，由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与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名伶钱金福的弟子）合演。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在演出主轴戏之前，需要演出个“帽戏”。可是没有这类节目，老舍就自报奋勇，来个相声小段来“垫一垫”，并且要梁实秋给他做搭档。老舍是在北平的平民家长大的，喜欢曲艺，对相声很有研究。梁实秋虽说也是北平人，也听过北平相声名角儿焦德海、草上飞的相声，可是毕竟不如老舍熟悉。他本不想出演，老舍却说，你不上台，我一个人怎么演？为了劳军，梁实秋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他们商定这两场的演出，头一晚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进行互换。在排练时，老舍告诉他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喝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梁实秋听了，觉得心里没有底，老舍就鼓励他说：“不要紧，咱们练着瞧。”他们说得相声段子是老相声《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手头没有本子，老舍就凭着记忆写出本子。

相声里面有些粗俗的玩笑，例如一方说到“爸爸”二字时，另一方就要赶快答应一声。梁实秋觉得这样的内容似乎太无聊，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改，他认为这些传统段子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擅自改动就容易失去相声的至美的境界。接着梁实秋又提出用折扇敲打头的时候，只比画一下，不要真的下家伙。到了上演的那一天，他们穿着长衫，走到台前，泥塑木雕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每说一句就抖落一个包袱，观众更是笑声不断。当表演到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一时激动忘形，竟然忘记了事前的诺言，举起折扇就朝着梁实秋的头顶打来。梁实秋急忙躲闪，折扇落处，打在梁实秋的眼镜上。幸好梁实秋反应敏捷，用手接住了眼镜。这个动作更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在轮到表演梁实秋用折扇敲打老舍时，老舍担心梁实秋报复他，就有意站得远一些。梁实秋想真打他却没有打成。大家对他们说的相声很有兴趣，要求再演一次，他们就答应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再演，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大家分散了，没有机会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