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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萧军与彭真在延河边上习练武术时，萧军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共产党却如此坦荡，我也要入党。”彭真听了萧军的表态，十分高兴，但他也知道萧军有自由散漫，口无遮拦的毛病，就说：“共产党有严格的纪律，入党就要加入一个基层组织，你能服从基层组织领导吗？”萧军一听就犯难了，心想：我这个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听别人的我心里难受。想到这里他对彭真说：“那我还是在党外吧。”尽管萧军不再提入党的事，可是彭真还是很喜欢他的这种直率性格。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真受命到东北筹建东北局，萧军闻知，找到彭真，表示愿意到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萧军到哈尔滨后，被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又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萧军工作得很顺手，热情很高，于1948年7月就向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提出了入党要求。这件事汇报给已经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后经*中央、毛泽东同意，８月萧军就被批准为*党员。不久，萧军就被罗织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抚顺矿山“体验生活”。

1951年萧军要求调到北京，东北局不予办理。萧军只好只身来京，但无法解决工资待遇问题。最终在担任被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的关照下，萧军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获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关怀下，萧军一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一处危楼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萧军的工作生活条件。

彭真40多年来一直与萧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解决困难。特别是在萧军身患绝症后，彭真不仅亲自给医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萧军病情，请他们多多关心萧军的治疗，而且还在百忙中拨冗到医院看望萧军，慰问家属。对于与彭真的友谊，萧军曾对家人们说：“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有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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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相忆五十年：曹聚仁与周作人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和记者。五四运动时，他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积极推动浙江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很大，特别爱读周氏兄弟的文章，产生了由衷敬佩之情。

曹聚仁与鲁迅的首次见面，是在上海的暨南大学。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当时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担任记录，事后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发表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从此他们建立了联系。后来曹聚仁创办《涛声》时，得到鲁迅的支持，曾多次提供杂文在该刊上发表。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早于同鲁迅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925年的冬天。他们间的交往是以通信为纽带的。当时周作人刚刚从孙伏园手中接过编辑《语丝》的工作。正在上海教书的曹聚仁很欣赏《语丝》中的一些宣扬自由主义的文章，他给周作人写信，表示他很崇拜周作人，称自己也是自由主义的信徒。

曹聚仁是在与周作人通信交往三十年后，才在1956年9月见到周作人的。这一年曹聚仁作为香港报界的特约记者，来到北京出席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他在北京期间，到八道湾会见垂垂老矣的周作人。这时的周作人已经71岁，身体衰弱，行动不便，医生要求他会客不得超过五分钟。可是，当周作人见到神交已久的曹聚仁时，喜出望外，兴奋异常，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尽兴。曹聚仁临走时向周作人约稿，周作人将自己的一部诗稿交给他。回到香港后，曹聚仁将周作人的诗发表在1956年11月出版的《热风》上。从此，周作人通过曹聚仁的关系，使得香港、台湾和国外的读者有机会读到他的作品了。

后来曹聚仁将他与周作人的大量通信编为《周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