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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宗融夫妇回国，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罗淑在上海郊区南翔立达学院教书。1936年3月，罗淑夫妇去看望巴金，巴金与他们谈起法文翻译的事，问他们能否译些法文著作？得到允诺后，巴金就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今译《怎么办》）法文本给他们翻译。一个多月后，罗淑就将她的译稿交给巴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一年的9月，罗淑给巴金送来她写的小说《生*》。巴金本来就很重视培养作者，见到文学新人无不大力扶持。如今这位同乡创作了小说，非常高兴，给她提了些修改意见，鼓励她继续写作。还给她取了个“罗淑”的笔名，将这篇《生*》交给靳以发表在《文季月刊》1936年的9月号上。

《生*》问世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朋友们都鼓励她继续写作，罗淑又发表了《刘嫂》、《橘子》和《井工》等小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马宗融应聘到四川任教，此时罗淑身怀六甲，行动不便，与女儿留在上海。可是不久“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罗淑在上海很不安全。巴金让他的弟弟给罗淑买了船票，送罗淑母女前往成都。到成都后，罗淑于1938年2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少弥，却因产褥热不治而辞世。

噩耗传来，巴金非常悲痛。为了纪念罗淑，巴金将罗淑的作品编辑出版了《生*》、《鱼儿坳》、《地上的一角》等三本创作集。还亲自为这些集子写了编后记。

罗淑逝世不几年，她的丈夫马宗融也病逝了，留下一对孤儿孤女。巴金和萧珊就将罗淑的一双儿女接到家里抚养，一直供养他们大学毕业。至今这对姐弟如同巴金的亲生儿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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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乡党情怀：巴金与艾芜

被称作“流浪文学之父”的艾芜是四川新都县人，与巴金的故乡成都相邻。或许是这种乡党的关系，巴金也像关心罗淑那样很关心艾芜。

艾芜，原名汤道耕，与巴金同龄，都是生于1904年。在成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对文学产生兴趣。后因反抗旧式包办婚姻而出走，在云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流浪了五年。期间，他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做勤杂工；也曾流落仰光街头，乞讨度日，饱尝人间辛苦，得到了真正的底层经历和体验。这种艰辛的人生经历，锤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从最底层的“野蛮人”身上发现了人性的至善与至美。

后来，他从厦门来到上海，为了生计，开始以自己的流浪生涯为题材创作小说，并于1935年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南行记》。这部流浪汉小说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艾芜因此成名。两人也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交往。

抗战爆发后，艾芜从武汉流亡到桂林，在1938年11月成立“文协”桂林分会时，艾芜与从广州来到桂林的巴金同时都被选举为该分会理事。第二年的三四月间，巴金与萧珊离开桂林返回上海，并着手编辑艾芜的短篇小说集《逃荒》。他为这本集子写了篇《后记》。巴金写道：“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穿着我们的爱憎。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此后的几十年间，巴金与艾芜分居两地，相聚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1950年代初期，艾芜深入鞍钢体验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于他与巴金的友谊，他将这部小说交给巴金主编的《收获》首发。1980年4月，由巴金担任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艾芜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在出访期间，他们有机会相处了两周的时间，这对于这对老朋友来说，极为珍贵。

1987年秋天巴金回故乡成都时，事先约定不参加任何会议和座谈，也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想与老朋友聚一聚。他见到了沙汀、艾芜与马识途等老朋友。几天后的中秋节，巴金还特意到艾芜的老家新都县去赏桂花。当时，这几位老朋友已都是耄耋之年，但是老朋友相聚，兴致很高，精神也很好，都认为这是极为难得的会见。

1992年艾芜以88岁高龄仙逝，巴金得知噩耗，立即让女儿给四川发了唁电。这是艾芜家属收到的第一份唁电，以感人肺腑的朴素语言述说了两位老人的淳朴友谊和对亡友的沉痛悼念。后来四川新都县决定为艾芜建造墓园时，特请巴金题写了墓碑：“艾芜之墓”。如今巴金的手迹已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