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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贺敬之四人　落选，（刘只选上主席团委员），不胜遗憾！”又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丁玲（差两票几乎落选）、刘白羽（已知选举结果）未参加今天的主席团会议。”①很有一点幸灾乐　祸的意味。

我在1985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今天公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理事会选举结果。丁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许多人为她不平，她却出奇地冷静。在参加闭幕式之前，我扶着　她走在京西宾馆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她语调平缓，对我说，眼睛不要光盯着京西宾馆的红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么。五七年开完大　会把我打为右派，周扬找我谈话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管你叫同志了！’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当时我听了，深为老太太的大气所震撼。她这一生大起大落，什么样的场面没经　历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所以面对今天的事情才如此坦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第四次作代会（5）

那天开完大会刚回到家里，李伯钊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伯钊同志要顺路来看看丁玲同志”。她来了，没有说多少话，只是反复说：“你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丁玲明白她　的心意，想起李伯钊是1936年11月到达陕北苏区后认识的第一批朋友，她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想起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吴印咸拍合影时，她们两人紧挨　着坐在前排；这几年，她们虽然一个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是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见面不多，但是就在不久前，李伯钊邀请丁玲陈明出席他们的家宴，席间她深情地说：“丁玲是我最好的朋友……”李伯钊只坐了　几分钟就告辞了，临别，两位好友紧紧握手。4个月后，比丁玲小七岁的李伯钊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丁玲在悲痛中赶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杨尚昆读了，说写得　好，很有感情。

《中国》本来打算在作代会期间开一个座谈会，加强联系，约集稿件，但是由于形势突变，没有开成。

丁玲再一次感觉到寒风袭来，势头强劲，源头还是1955年和1957年整她的那些人。他们今天仍然执掌大权，仍然要压她一头。历史问题没有压住她，中组部文件为她彻底恢复了名　誉，那他们就要在文艺界圈子里压住她，把她边缘化。他们当年把她打成右派，现在又把她封为“左”派。丁玲给陈登科写信说：“我又有一点落在五七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帽　子是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

那次大会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不同评价。这些年来陆续看到一些文件、资料，结合当年的亲身见闻，我对那次会议有如下认识：

第一，反对精神污染，是写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丁玲、贺敬之、刘白羽，乃至所谓的“四条棍子”，坚决拥护坚定执行，无可非议，何罪之有！虽然后来在高层领导人　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但始终没有写入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坚决拥护党中央决议的干部，在庄重的大会上却受到几近疯狂的“围剿”讨伐，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那些“围剿”讨伐者，口口声声要的是创作自由，选举自由，那为什么就不能给丁玲们一点拥护党中央决议的自由呢？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采取小　动作把他们搞掉不可呢？这哪里还有一点“自由”可言呢？

第三，实际上，那些口称“自由”者，是利用了党内上层的不同声音，利用作家协会换届改选的机会，排除异己，风头十足地大大搞了一把宗派！他们争的是权力！所以他们后来　洋洋得意，认为是打了一场大胜仗，甚至把这次作代会比喻为“遵义会议”！

丁玲办《中国》，是真心实意要搞“大团结”，创刊招待会上方方面面来了那么多人，她天真地以为真的就要“大团结”了。人家并不想团结她，对“丁玲的人”始终十分警惕。　张光年就公然对贺敬之说：丁玲一掌权，文艺界可就大乱了！还说：马烽是丁玲的人，你们要叫马烽上来，不就等于是让丁玲掌权嘛！

丁玲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沾了她的边就倒霉。贺敬之本来是周扬非常器重的干部，就因为他相信中组部的调查，赞同给丁玲恢复名誉，结果遭到周扬声色俱厉的痛斥，　甚至上升到“你今后是否还要在文艺界工作呀？你如果这样看就站不住了”的高度！张光年等则斥责他“背叛了周扬”，“投入了丁玲的怀抱”，甚至说，看来中宣部要再找一个　主管文化的副部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