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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作家会员代表大会，实际已经预示着《中国》的颓势。①

8。　遇罗锦与刘晓庆同时出现在《中国》上（1）

创刊号上最招眼的文章，是《刘晓庆的生日礼物——〈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之一》。之所以招眼，因为写的是刘晓庆，作者是遇罗锦，两个有名气而又有争议的女人。1983年胡乔木曾经在《内参》上撰文《一个“堕落的女人”》，指名道姓批评遇罗锦，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1984年11月21日召开的在京编委会上，冯夏熊介绍完创刊号的目录之后，牛汉特意对遇罗锦的文章做了说明：“我简单讲几句，遇罗锦是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人，这个人应该说是　很单纯的，生活道路很坎坷，过去她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她自己承认跳不出思想感情的圈子，比较狭隘，比较低，这次她力图突破写个人的小圈子，写得很开阔，背景是改　革。刘晓庆他们是一个改革的小集体，第一次拍片子《无情的情人》，剧本是根据部队作家徐怀中的小说改编的，遇罗锦承认这是她从生活到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的想法是，　对于青年人不要歧视她，这样对整个文学有好处。刊登这篇文章比较大胆，并不是投其所好。”

牛汉特意做了“说明”的稿子，只有遇罗锦这一篇，可能担心有人提出异议。但是会上并无异议，还有几个人替遇罗锦说了话。姚雪垠说：“我与遇罗锦无半面之缘，现在第一期　有她的稿子，我感到很高兴。这次我在法国接触到许多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问，中国作家犯了错误是不是还能发表作品？我说：能，除非是叛国者！他又问，听说要是恋爱　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不能发表稿子？我说，没有这个事情，都能发表！如果我们这个刊物拿到外国去，目录拿到外国去，它会解决许多问题。遇罗锦，过去人家批评她，今天我们的　创刊号，这么有威望的丁玲同志主编的大型刊物上发表她的文章，这本身带有政治意义。”草明说：“原来我对遇罗锦的文章有些看法，现在既然她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我们登她　的文章也是对于她的一种鼓励，同时也表示我们是很能团结人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她这个文章。”

雷加讲得比较多，他说：“现在有的青年人，写了一两篇文章，就受到批评，我听到第一期目录里边有遇罗锦的文章，很感动。她受到批评以后参加北京市作协，是我介绍入会的　，批评精神污染时这成了我的一个罪状。遇罗锦在她那个单位工作得很好，从领导到群众对她都是支持的。到国外去，有些海外作家问起中国作家，白桦、遇罗锦，都有她一个。　她写的东西还没有政治上反动的嘛。其实我就见过她一面。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她的单位就在那个院子里，她要给我一封信，我让她放到信箱里，免得担嫌疑。我的印象，她是个年轻人，比较单纯。还有北岛的诗歌，在国外也很有影响，我　一句也没有读过。国际笔会上，外国作家说：中国有这么好的诗！这些青年人至少是可以发掘的财富。我们这个刊物搞不搞宗派，搞不搞五湖四海，执不执行党的方针，在我们第　一期的篇目里就体现出来了，这比你做很多的解释、说明、宣言，都起作用！”

舒群早就对遇罗锦表示出宽容。9月11日的会上，舒群讲到组稿问题时说，遇罗锦的文章也可以约，她是个弱者，应该帮助她，挽救她。但后来他又对发表遇文兴师问罪。

遇罗锦以《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两篇文章登上文坛，写的都是亲身经历，以大胆坦率引人注目。她的哥哥遇罗克，曾经在“文革”中写过《出身论》，公开反对“　血统论”，因此惨遭杀害。遇罗锦受其株连，在十分压抑的环境中成长，《一个冬天的童话》记录了她的那段遭遇，控诉了“文革”对于人性的扼杀，引起读者的同情。《春天的　童话》刊登在1982年初的《花城》上，写的是“文革”后她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发表后引起非议，招致许多读者的反感。丁玲在1980年12月3日、4日两天，读完《一个冬天的童话　》，认为“较有深度”，后来又读了《春天的童话》，她多次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一个冬天的童话》写得不错；《春天的童话》写得不好。

8。　遇罗锦与刘晓庆同时出现在《中国》上（2）

1982年12月中旬，丁玲在中国作协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发言说：“有些小说我不喜欢，并不是因为它们骂了我们一些干部，有些人是该骂的呀！我的确不喜欢那个《春天　的童话》，怎么写得这样不美呀？我喜欢看的是美的作品啊。尽管它揭露了何净这样的人物，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