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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补颁戴安澜的懋绩勋章军校学生除听讲演和上课外，还经常举行以班组为单位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着核心作用，他们把革命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等，送给其他学生看，或者按照党组织规定的宣传文件向学生进行宣传鼓动。所有这些，对于提高广大学生的政治素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军校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树立起尽忠革命、为国牺牲的信念。

通过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孙中山给黄埔生讲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他们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冒死去和清兵作战。广州起义时“革命党只用300人，便敢打3万多的敌人”。武昌起义时，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不足300人，真正的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革命党只用几十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1个人去打500个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勇敢，是因为树立了革命理想，只知专心救国，不顾身家性命。孙中山在演讲中赞扬辛亥革命时期的英雄陈天华、杨笃生“是热心血性的真革命党”，但又为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感到“实在是可惜”。孙中山号召黄埔生学习革命先烈的爱国思想，“发扬革命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

黄埔军校开创时期，广东和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军校根据孙中山的创校建军宗旨、“三大政策”精神，发动师生到工农运动中去，以实际行动互助农工。在“五卅”运动、广州“六·二三”惨案后，军校发表《檄全国军人》文，揭露帝国主义者无故惨杀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疾呼“全国军人同胞，即时兴起”，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决一死战”，并号召师生向死难烈士学习。在省港罢工过程中，军校政治部派出一批干部到工人群众中间开展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方面，军校多次发表文告，支持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并组织师生和广州各乡农民召开多次联欢会。派学生到东莞、宝安和东江各县帮助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施以政治及军事训练。以此联络感情，“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他们在工农运动中，经受了锻炼，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罪恶行径，更加坚定了他们爱国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

黄埔军校动员和组织师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经受锻炼，用活生生的现实斗争黄埔三期生戴安澜1939年任第200师师长事例，教育“后死同志，当愈加振奋革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基本内容的黄埔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发生过重大影响。在“爱国革命”口号的感召下，黄埔军校师生在两次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仅如1939年底，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在广西昆仑关大败有“钢军”之称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师团，取得昆仑关大捷；1943年秋，同为黄埔一期的陈赓指挥太岳山区反“扫荡”作战，一举歼灭日本“皇军观战团”。国共两党的黄埔骁将在抗日战场上南北争辉。

悠悠爱国志，千古军校魂。一部黄埔军校史，即是坚持还是背离孙中山倡导的“爱国革命”黄埔精神精髓的历史。坚持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军校就发达兴旺；不爱国，不革命，就会遭到历史的抛弃，军校就会黯然失色。最典型的反面例子是汪精卫，他在黄埔军校初办时也从军校卓越的表现里看到了辉煌的前景，所以他曾以国民政府常委会主席之尊兼任军校党代表，以求在军中建立自己的体系。他在黄埔军校时，的确有很多崇拜者。后来，他成为卖国、叛变革命的汉奸，并在南京伪政府名义下办过自己的“黄埔军校”，但是他背弃了黄埔精神“爱国革命”的基本宗旨，所以不管是正宗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是伪政府名下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没有人愿意提到是他的学生，更谈不上崇拜他。汪精卫的伪政府和伪军里基本没有黄埔生。原因何在？这主要还是因为黄埔精神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周恩来题词“爱国”和“革命”是紧密联系的，爱国是一种对祖国由衷热爱的朴素感情，革命是顺应浩荡世界潮流、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断锐意进取的思想和行动。所以，仅爱国还不够，还要革命，富有蓬勃向上的朝气，而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更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反动。“革命”对一个满怀报国之志者来说非常重要。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黄埔时期，留下的惟一报刊发表题词墨宝就是“革命”两字，他在当时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军校学生有“爱国”不“革命”者存在。此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