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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什么是*？说了半天，生存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说到底就是没有特权。什么是*？就是没有特权，也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的一个前景。需要澄清一下的是，这里的特权是与身份相联系的特权，即把职务权利变成个*利。消灭了这种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和法治的社会。

现场提问：中国有很多宣传上的问题，茅于轼老师会不会把这些问题归结于中国文化习惯的选择？一个社会提倡做好事，可能就会培育出很多麻木不仁的人，等待一个人做好事。第二个问题，您经过那么多挫折，行动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信仰？

茅于轼：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确实的把握来回答。我们的宣传强调无私奉献，这是不错的，但一个社会靠互相无私奉献搞不起来。我说一个例子，一个好心人在马路边上摆一个摊，给大家免费理发，他是无私奉献的。但是就有人来排队叫他无私，享受他的服务。这个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些排队的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他们正好遇到就把事做成了。这个制度好不好呢？钱产生了很多毛病，因此就有人说，我们能不能构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用钱，就是互相服务就好了。你为我理发，我为你种粮食，互相服务，行不行呢？拿理发来说，如果免费理发，我上个星期理了，下一个星期我又来理，如果要收钱的话，我一个月理一次发。这就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社会的消费、生产要有效率，必须要有价格。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如果没有价格，分工不会发挥优势，劳动不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劳动成果会造成浪费。

你说我受到了很多挫折，我现在还挺乐观，受挫折是我个人的挫折，但是我感觉现在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了，这是我80年的观察。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追求现代化，花了160年时间。前面的130年什么事都没有干成，现在这30年干成了大事，所以我对此非常的高兴、非常的乐观。不仅是我，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他会对今天这个社会感到基本满意，当然毛病也很多。用这种心态对待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再有二三十年，我们就成功了。对于过去那些找我麻烦的人，我不太在乎，现在有很多人也在找我麻烦，我也不在乎（现场掌声）。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有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5）

现场提问：您一直在努力维持的富平保姆学校，现在情况怎样？你现在遇到的官司怎样？您认为这样的努力与推动社会创造财富有什么样的关系？

茅于轼：我们五个人在2002年合资办了一个私立学校，帮助农村的女孩子进城做家政服务员。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呢？因为这个职业的门槛最低，而且待遇还是可以的。现在北京大概能赚一千块钱一个月，而且供吃供住。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已经有一万多人通过我们这个学校找到工作。最近我们学校出了一件事，我们的一个保姆看护一个小孩，小孩在客厅吐了一地，她就帮他换衣服、擦地，拿衣服去卫生间洗的时候，小孩自己摔了一跤，摔死了。非常偶然的事情，就打官司了，一审判我们赔53万，我们上诉，二审判我们赔47万。

我们除了保姆学校，还办了一个保姆公司，学校里毕业都到这个公司去就业。这个公司注册资本是3万块钱，要我们赔40多万块钱，当然是赔不起了。所以很多人就建议我们宣告破产，当然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本来钱就不多。但是后来我们这几个股东反复商量了几次，最后我们决定不破产（现场掌声），还是赔吧。

为什么要赔呢？我们核算了一下，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算的不光是个人的账，我们还要算社会的账。一破产，第一，我们这个公司有60多个员工，马上就失业了。第二，我们这个公司跟保姆和客户有几千份合同，一破产合同都作废了，造成的后果非常大。第三，我们这个公司是为我们的学生维权的，就是不让他的权利受到侵犯。我们的保姆没有一个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我们每一个星期组织她们到颐和园、故宫去玩，给她们散心，因为保姆这个工作很压抑的，我们还捐了10万块钱的紧急援助资金，她们家里如果有出事，偷盗或者受灾等，帮助她们解决这些事。如果破产，这些事都做不成了。我们跟各个省政府还有合同，他们输送人到我们学校来，一破产，这些都要完蛋了，社会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反复的衡量，决定赔这笔钱。这笔钱从哪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