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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戮相威胁，结果取得了胜利，挽救了天下人。假如商汤畏人言，附和众议，则根本不能成功。因此只要当于义理，没有必要要求人人情愿，凡事必待人人情愿而后行，则永远没有成功之日。

王安石认为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而他多次鼓动神宗不要过于听信人言，要“以道揆事”，如若不然，“但问人言”，则“浅近之人何足以知天下大计，其言适足沮乱人意而已”。一般庸人的见解不值得重视，因为他们的话不合义理，非但无助于襄赞天下大计，反而会起到扰乱人心的反面作用。

王安石甚至认为，人心也必须合乎义理，合乎义理才称得上得人心，而不能看一时人数的多寡。据《长编拾补》记载：

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为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于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天地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

神宗善于听纳人言，故亦每为流俗所动，他告诫王安石要听取台谏官的意见，免得丧失人心。王安石对此针锋相对，提出得理义者才能得人心，理义不仅是人心之所悦，还可施之于天地鬼神。假如理义在手，即使是举国反对也不可怕，不能说失人心；如果无理义，即使全国百姓高呼万岁也不可喜，不能说得人心。

这种但以理义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容易导致一种盲目独断，因为如何才算是理义，各家各派的标准不一，谁是谁非无法轻易下结论。如果真是合乎理义，坚决奉行自然是正确的；假如以非理义为理义，盲目坚持错误而不动摇，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即使手中掌握着真理，在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情况下，一味靠强权来推行，效果也未必好。

按照理义的标准，王安石得出人言不足恤的结论就不奇怪了。据《长编》卷二二三记载，王安石一次对神宗说道：

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多不识利害之情，而于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为异论。若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必为异论众多所夺，虽有善法，何由可立哉？

流俗之人，少有学问，故不识利害，不明理义，这种人的议论当然没有必要听取，听了反而会坏事。

拒谏是司马光代表保守派给王安石加上的一项重要罪名，那么王安石是否真的拒谏呢？据《宋史·陆佃传》，当陆佃向王安石进言，说外间颇有人传说他拒谏时，王安石回答道：“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可见，王安石所拒绝的只是流俗之辈的无益之言而已！

人言不足恤（2）

王安石在制订和推行新法时非常慎重，尽量考虑老百姓的意见。如免役法从议论到制订就用了两年的时间，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据《长编》卷二二四，神宗与王安石在讨论重视民事时，神宗强调民事不可缓，又谓“修水土诚不可缓”，王安石言道：“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岂特修水土乃不民事？如修水土，非陛下能胜异论，则谁肯为陛下尽力？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著为令。则其于民事可谓不轻矣。”王安石一方面劝告皇帝勿为异论所挠，一方面又强调“体问百姓”，甚至要求“无一人有异论”，然后施行。后来推行其他法令时，他也要求先要做到“民无异词”再行实施。不论所有新法是否真正做到了“民无异词”，但提出这一标准就体现了对百姓意见的重视和对人心民意的充分尊重。

从保守派对他的攻击中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其实并不“违众自用”，而是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如刘挚就在奏章中弹劾王安石不顾大体，竟然将“市井屠贩之人皆召之政事堂”参议政务，这在他们看来是一项罪名，但也恰恰表明王安石既非“拒谏”，又不“执拗”，而是非常虚心和宽容的。

王安石所不恤的到底是流俗之言还是所谓的“公论”，双方的结论完全相反。保守派攻击王安石“诋公论为流俗”，以己说为公论；王安石则将保守派的言论称为“异论”、“邪说”、“流俗之言”，看来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立场相去甚远，故结论也势如水火。那么到底王安石所蔑视的是“流俗之言”还是“公论”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是无法抛开双方的立场。由于变法暂时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一些利益，因而在整个包括士大夫与豪商地主在内的社会上层，反对变法的声音一时占了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