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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使之仍然保持影响和地位。王安石权力虽大，却须事事与神宗商量，并无单独任事之权。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月亮虽然非常明亮，其光辉却完全出自太阳。

旧党多攻击王安石专政，其实真正的专政者一直是神宗，只是王安石更多地站在前台而已。王安石二次罢相，固然与他痛失爱子、变法派又遭到分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意识到神宗有独揽大政的意图，对他的信赖有所减弱，而且他与神宗的分歧渐渐显露，变法已经很难再按他预想的方式进行下去了。

神宗在王安石去职之后，尽管仍然在推行新法，但规模已大为缩小，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与方式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富国强兵是二人共同的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二人是有分歧的。王安石主张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为主；神宗则强调自下征敛和减少开支。王安石强调集权，但他事实上是以集权为手段，目的则是实现社会公平，并通过公平促进效率；神宗则是以集权为目的，以百姓利益为借口集中权力，将上层士大夫与富豪手中的权力收归中央。王安石主张自由经济，希望通过自由经济调动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使国家真正富裕起来，国富则可以强兵，而这样就需要时间和耐心；神宗则急于求治，他对通过生产和积累富裕起来既信心不足，更缺乏耐心，他主张通过聚敛将财富集中于中央，因而在变法后期他施行的完全是国家垄断经济，以期通过聚敛与垄断使朝廷收入迅速增加，作为强兵之资，以尽快征服西夏，然后图谋辽国，而对这样做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愿考虑。由于神宗急于有为，急于雪耻，国未真富、兵未真强之时就仓促用兵，而且重用宦官，不信大将，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因为王安石与神宗在变法上有根本分歧，所以变法的前期与后期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在前期，尽管神宗不完全情愿，但由于王安石的坚持，变法基本上贯彻的是王安石的策略方针，效果是比较好的。通过变法国家财政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下层百姓也得到了较多的实惠，军事上也取得了收复河湟这样难得的胜利。在后期，由于王安石两度罢相，神宗独揽大政，对变法的信心有所动摇，因而杂用旧党，使得新法推行不力，而在变法措施上更是大别于前期，虽然靠垄断与征敛暂时达到了“国富”的目标，却是以牺牲百姓利益（上下层都包括）、以“民贫”为代价的，在军事上也遭到了惨败。

也是因为与神宗在诸多方面都有严重分歧，王安石既不可能搞民主，又无法真正抓住皇权，士大夫阶层的开明人士又实在太少，变法派内部也不尽是像王安石这样大公无私的人，这就使变法几乎难以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而变法的失败，与其说神宗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倒不如说根子在专制制度，是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一悲剧性的结局。

由于变法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只能依靠皇权，因而难以避免自相矛盾。王安石力主抑兼并、倡公平，却又只能以兼并摧兼并——以朝廷的兼并取代上层富豪的兼并，因此变法及发展生产所带来的巨额社会财富真正留给百姓的并不太多，只是从富豪手里集中转移到朝廷府库而已，这并不完全符合王安石的初衷，恐怕倒与神宗支持变法的动机有关。王安石一再强调君权，其本意是借此增强变法的力量，并不想真让帝王专制，没想到神宗却是真想独裁。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神宗觉得自己羽毛已经丰满，干脆故意用庸人为相，一切但用己意，而神宗的能力又实在无法与王安石相比，因而使变法运动大打折扣，加之又一再败于西夏，使得富国强兵的目标无法实现，为后来守旧派废除新法留下口实。

遗恨千古（4）

王安石强调法治，却又将立法权完全归于皇帝，并且认为皇帝不应当受他自己制订的法律的约束，这种法治无法尊重法律的权威，事实上还是一种人治，甚至是更为有害的人治，因为它使君主处在一种绝对无可制约的位置。“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拿什么约束帝王呢？这样所谓的道义只能变成一种空谈。如果将一切都押在“人君必定是圣明的”这一虚假的前提上，这个赌注未免太大，而赌赢的可能性又未免太小。

历史证明，在中国施行“新权威主义”之类的“开明专制”是完全行不通的，依靠专制手段推行民主，只能是一厢情愿，非但不能实现民主，反而可能导致更为彻底的专制。

王安石同样要受时代的制约，他不可能在当时建立完善的立法、执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更不可能建立现代的民主法治体系，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