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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于拜相之日却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的诗句，可见他在庙堂不忘山林，心中并无富贵腾达的喜悦，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卸下肩上的担子，过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这种想法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后来魏泰提起此事时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继而微笑，因为这正是他平生的志愿，也不以为怪。

王安石在《次韵酬朱昌叔五首》中表达了对官场生涯的厌恶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他认为名誉事功皆不足为累，世事官身都充满危险，故而发出“已知轩冕真吾累”的感慨，放言“乐世闲身岂易求，岩居川观更何忧？”表明他乐得岩居野处，登山观水，要做一个潇洒自在的闲人。他还说“拙于人合且天合，静与道谋非食谋”，强调自己是谋道的君子，做官不是为了专门谋取俸禄，只是由于拙于人合，无法与流俗同流合污，只能与天地合德、与大化同流了。

王安石深知富贵与祸患相伴，贪恋者必受其害。他有《食黍行》一诗：

周公兄弟相杀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富贵常多患祸婴，贫贱亦复难为情。

身随衣食南与北，至亲安能常在侧。

谓言黍熟同一炊，欻见陇上黄离离。

游人中道忽不返，从此食黍还心悲。

他以周公、李斯这两个富贵至极的人为例，说明富贵不足依恋。然而贫贱同样使人难以为情，无法使兄弟父子常相守。为了衣食南北奔走的人哪能经常守在亲人的身边呢？本待黍熟同食，亲人却在黍黄之时离去，从此每次食黍都令人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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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自在（3）

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使王安石始终不乐富贵，他屡屡力辞相位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会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来，离开相位、回归乡野会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是得其所哉，这是那些依恋荣华富贵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王安石出入自在，行藏自如，表现了一种人所难及的境界和风骨，这种精神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得以充分体现。

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中旬首次罢相。对于他此次去职的原因，前人论之已多，但未必尽是。据《长编》卷二五一，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冬至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气久旱，雨雪不至，神宗为此忧心忡忡，减食损膳，避居正殿，以表自责。而守旧派的翰林学士韩维以为这不过是例行公事，不足以应天变，要求神宗痛切自责，广求直言，并借机指责新法。韩维的用心极为明白，就是认为天变为新法而显，要求神宗顺天应人，废除新法。在韩维这样的守旧派眼中，推行新法有害无利，即使是熙河大捷这样难得的功绩，也被描述成“动甲兵，危士民，匮财用于荒夷之地”，简直一无是处。对于韩维的恶意攻击，神宗应当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非但不予痛责，反而接纳了韩维的建议，并令其草诏，罪己纳言。

这份诏书是对王安石和变法派的沉重打击，神宗表面上是下诏自责，实则是对变法派的严厉批评。所谓“朕涉道日浅，晻于政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这不都是身为宰相的王安石的责任吗？又言“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这几乎是对新政的全面否定，听纳失理，狱讼非情，赋敛无度，奸私壅蔽，忠直不闻，还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肯定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神宗下这么大的决心，对自己及新法几乎要全面否定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天灾吗？邓广铭先生的解释是神宗一则是惑于天人感应，二则是有意“异论相搅”，这种解释当然是有所依据的，不过未必切中要害。这场旱灾表面上很厉害，但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此前“累年丰稔”，粮食储备足够用了，不会导致大的饥荒。一场不大的天灾不足以成为理由，但却足以成为借口。这表明让王安石去职确是神宗之意，无论有没有韩维的挑拨都是一样。

那么神宗为什么有意让王安石离职呢？其真实原因并非是因为天示灾异、人情未顺，政治经济也并不像韩维所拟的诏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