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1/4 页)

作为一个奋发有为、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人，王安石也不可能一味推崇无思无为。司马光曾经以王安石喜欢老子来批评他不能行老子之志、推行无为而治之道，非要弄得天下骚动、搞什么变法。保守派也大讲今不如古，还是祖宗成法最好，只要保守不改就可以天下太平。王安石则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他在《彼狂》一诗中指出：

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牺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尚功列耻荣，蛊伪日巧雕元精，

至言一出众皆惊，上智闭匿不敢成，

因时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鸣。

强取色乐要聋盲，震荡沉浊终无清。

诙诡徒乱圣人氓，岂若泯默死蠢耕。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上古社会人与鸟兽相随而行，人类还未完全从自然界独立出来，这一时期的人类与鸟兽尚无根本的差异，处在蒙昧之中，不能说胜过后世。由于人类繁衍过快，生产力的进步赶不上人口的膨胀，导致万物不给，因而产生了争夺和暴力冲突。这个时候圣人伏羲出现了，他制订法令来约束众人，并发明渔网、制造工具，发展了渔业与捕猎业，渔虫猎兽，使得人类的生存得到了保证，但也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伏羲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并非以此炫耀自己的聪明。伏羲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各立其名，并夸贤尚功，分别荣耻，使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并且守道德、明廉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使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尽管这本身是一种进步，却也有副作用，使得诈伪日生、元气日凋，人类距离先天的淳朴越来越远，为物欲所蔽，因而智慧闭匿，一闻至言真理便惊慌失措，不明其意。上智大贤本来不期有成，只是为了因时救俗，出民于水火之中，使之免刖黥之刑。而那些不明历史发展的规律、顽固坚持今不如古之谬说的狂人却大放厥词、扰乱人心，文其奸言，肆其诡说，这种人以无为好古自居，却又不能行古之道，不甘心老于耕织、默然一生，如此异论惑世，何如老死蠢耕、不问世事？

行乎中道（2）

这首诗是有感而发的，王安石肯定礼乐文明的合理性，坚决反对历史倒退论，指出上古蒙昧时期并不可贵，圣人制礼作乐、创建文明社会的历史功勋不容抹杀。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步，离群索居、猿居鹤处，与鸟兽为伍，是一种历史倒退，不值得欣赏，也说不上高洁。积极入世，有所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什么罪过，是为了因时之弊、救世之衰，既非自示聪明，又非期有成功。出世未必有德、入世未必有过，这是王安石对当时流行的重古轻今、推崇出世而贬低入世的流俗之言的回答。

王安石讽刺那些流俗之辈惑于物欲，“至言一出众皆惊”，根本听不进去真理，并且哓哓好辩，散布流言，蛊惑百姓，试图将水搅浑，好从中取利。其中“震荡沉浊终无清”等句有强烈的针对性，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有“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云云，王安石则反唇相讥，指出震荡沉浊、唯恐天下不乱的是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他们流言惑众，扰乱民心，试图以此阻止变法，甚至一改儒家卫道士的嘴脸，将佛老也抬出来用于反对新法，鼓吹无为安静，而在新法推行时自己却又不肯安静、不愿无为，而是竭尽全力阻挠新法，千方百计为其制造障碍。

王安石早年为了力救时弊，倡言有为，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排斥佛老、反对隐逸，只是反对借此为碌碌无为、一无所成辩护的流俗之辈，但有些议论有些偏激，容易为人误会，因而后来他也做了自我批评。他有《杭州修广师法喜堂》一诗：

浮屠之法与世殊，洗涤万事求空虚。

师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余。

堂阴置石双嵽嵲，石脚立竹青扶疏。

一来已觉肝胆豁，况乃宴坐穷朝晡。

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

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

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

会将筑室返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

据曾巩《元丰类稿》之《宝月大师塔铭》，修广字叔微，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