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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三四年来，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的几位昔日的同志常到这里来。从前他们受到迫害，今天，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墙上镀金镜框里还挂着饰有大元帅肩章的斯大林画像，——他们离开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了。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本人没有喝过这杯苦酒，镇压的刀光剑影眼看着就要落到他的头上，后来还是逢凶化吉，平安地过去了。

有时某个死里逃生的同志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制度很严的奥尼西莫夫秘书室严格掌握这条规矩：如果给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打电话的人自称是他的“老同志”，或者是“私人问题”，秘书室的同志就立即向他报告。有一次，某个人打来这样的电话，适逢奥尼西莫夫在办公室里开会，谢列布良尼科夫认为不宜打扰，事后才把有人打电话来的事向他报告，结果这位秘书室主任狠狠挨了一顿批评。

不过这样的电话是很少的。但是一旦来了这种电话，奥尼西莫夫立刻放下手上的任何工作，拿起话筒，亲切地问候，热情地问长问短，——在他的谈吐中不会流露出丝毫令人感到痛苦和屈辱的口气，在他的语气中没有丝毫摆架子的腔调。他翻着日历，挤出晚上的时间约对方到他家里见面。他同客人在家里谈到半夜，回忆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追忆死者，庆幸生者。而且他总是竭尽全力替从集中营回来的同志做点事情，帮助他们分配到适当的住房安顿下来，安排合适的工作或帮助他们领到退休金。

后来这座住宅的几个大房间又长期无人光临。餐桌旁的12把椅子从来没有满座过。甚至在奥尼西莫夫50岁生日那天也没有邀请一个客人，住宅里冷冷清清的气氛没有被打破。有一次安德留沙又按照狄更斯的叫法说，这所住宅是“冷屋”。他在内心里称父亲为“沉默寡言者”。每逢星期天，全家在餐厅里吃早饭和中饭，但在谈话时很少有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有时父亲说几句笑话。他很少讲自己的心里话，常常讲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或者谈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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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的较量（1）

谁是杀害警长的凶手

一阵阵尖厉的警笛声刺破沉寂的夜空。两辆阿尔费达牌警车沿着德拉巴尼城郊的海滨马路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奔，然后在一片空旷的小树林前戛然而止。

在耀眼的车灯下，一辆菲亚特公司雷加达牌汽车黑色长长的轮廓隐约可见。几名手持机枪的警察仔细地在小车周围搜寻。在7月炎热的夜晚，他们脚下晒干的枯草发出沙沙的响声。

“别碰汽车。”黑暗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大声说道。他是在场唯一身穿便衣的人。

技术鉴定处的一个胖子手提一只小箱子走上前。他亮着手电朝车厢里晃了一晃，好似当即被电流击中一样，面部肌肉抽搐了好几下。

“喔，我的上帝！”他小声说道，“他们把警长杀了。”

在几个警察含糊不清的低语声中，可清晰地听到充满愤怒的诅咒：“畜生……混蛋！”

穿便装的人神情木然。他走至技术鉴定员跟前，嘱咐他仔细检查现场，然后向小树林中走去。他点燃一支烟，思想高度集中地吸着，丝毫未听见海水轻轻的拍击声。

又有好几辆闪烁着蓝光的警车赶到现场，从车里走下数名警察。接着驶来的是一辆狭长的汽车，车身上清晰地写着“西西里电视台”字样。从车里跳下几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带队的名叫纳尼·桑塔玛丽亚的记者，衣着入时，身材颀长。

电视台工作人员走近“雷加达”车，借助聚光灯强烈的光线从上至下仔细地拍摄录像。摄像机的镜头在马利奈奥警长的尸体上停了一会儿，只见他斜倒在方向盘的一侧，嘴巴张开，头部后仰，两臂软软地下垂着。

穿便衣的人从后面走来。记者立即认出他是副警长，便将话筒凑近他的嘴问道：“阿尔泰洛先生，您认为，曾有人在马利奈奥警长遇害之前威胁过他吗？”

阿尔泰洛反感地瞥了他一眼，用力把烟蒂扔掉。

“桑塔玛丽亚，”他抢白道，“依您看，现在提问题合适吗？”他把技术鉴定员拉至一边，并问他：“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没有？”

“很奇怪，”技术鉴定员搔着颈背，低声地说，“找不到子弹和弹壳。”

副警长瞪着他，好像没听明白他的话。

“是的，”技术鉴定员重申道，“事情十分蹊跷。坐垫上连一滴血迹也没有。也许那帮畜生是在另一地方作的案。”

“然后他们将被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