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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政事堂成立厘定官制

政事堂成立，设参议无定额，参酌旧制，厘定官制，文官分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分三级，如上卿、中卿、少卿之类。现任官阶，都称为职。官是终身，职可随时更动。总长都授中卿，亦有少卿。次长都授上大夫，亦有授少卿，余即授少卿者。意在官论劳资，职论才能，与前清略同。

武官方面，中央设将军府为最高机关。将军之下，名目繁多，不能记忆。将军亦分三级，上将、中将、少将。官职亦分。上将体制甚崇，授上将者，只有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南方亦有二三人。将军在中央任职者，冠以威字，在地方任职者，冠以武字，内外互调，所谓出则膺疆寄，入则总师干也。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兼掌军事，各省首长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寓有军民分治之意。但亦有例外，巡按使带巡防队者。废府存道，观察使改称道尹，专管民事。知县仍旧称。地方官为三级制，较为简捷。中央又设肃政使，等于清之御史，肃政厅即等于都察院，专司弹劾。设平政院，专理行政诉讼。又设审计院，专核度支。设统计局，专管统计。秘书厅改称内史监，内史长改任阮斗瞻（忠枢），不用梁燕孙，令人起疑。阮本为北洋大臣之文案，有嗜好，且有麻将癖，曾赌至三昼夜不息，脾气很大，惟与张少轩（勋）交极厚。张反对共和，对袁不免龃龉，使阮往说即听命。袁之用阮，意或在此。惟少轩自身及其军队，均仍留辫，以示忠清之意。阮在北洋幕府有一小插曲。阮本文案专司书札，与总督较多接触。袁每找阮，阮总不在，后侦知阮昵一妓，故怠于公事，袁斥金为妓赎身，且为置金屋。阮至妓处，云为督署接去，阮大怒，即欲辞差。同事告阮，君何太急，君欲见意中人，我可陪你去。至则门榜阮公馆，入室则意中人已在其中矣。从此感宫保之厚意，终身不贰，而少轩亦服从项城之命令矣。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又颁勋位令，除大勋位外分五等，含五等爵之意。大勋位于国内，只赠孙中山先生。又以嘉禾章颁发太滥，又定宝光嘉禾章授文职，文虎章授武职，均分五等。

政事堂成立后，因参议中旧学者多，自厘定官制后，又定民间婚丧礼，又定甲乙两种礼服，重在复古，对于新的建设，不甚注意。督军中如张勋、倪嗣冲辈，总以共和制不合民情，于是复古之制，层出不穷。总统亦不常出席国务会议，总由徐相国主席。后又定郊天礼，祭孔礼，步步仿效帝制。又由内部朱总长独出心裁，定祭服，不古不今。余于国务会议席上，曾表示反对。余谓民国已废跪拜，祭典重在诚敬，不重形式，即用普通礼服，有何不可。如果我国有传统祭服，若日本然，自当别论。现既没有根据，随意制定，在这时候，似非急务，且有乖共和政体。我以为当今时代，应事事向新的方面走，学新法，新建设，方合潮流。近来政府设施似开倒车，越来越趋古，似非新国家气象，难怪外间谣言四起，说政府预备恢复帝制。这种做法，岂非自认谣言之由来？杨左丞即说定祭服不一定即是恢复帝制，民国既不废郊天祀孔祀典，祭服是应该定的。你要做官，即得穿祭服。余以他的话，带有讥讽，不再置辩。后竟制定图样，冕旒玄冠，服绣九章，用方头靴，看去像灶君神像。杨左丞会议后，将图对我扬了一扬，笑谓，祭服制今天颁布了，意存讥讽。余年少气盛，闻之不答，回部后没有跟总长商量，即援前清外部人员不陪祀之例，上呈请免陪祀。呈上，杨左丞在总统阅看时说，这是曹次长的意见，并非子兴总长之意，意在挑拨批驳。岂知总统笑说，曹次长仍不免洋学生的习气啊！即于呈尾亲批〃外交部总次长免予陪祀〃。余以一时之盛气，擅自上呈，并没有征得总长同意，颇感项城优容。可见项城遇事，并不固执己见，若辅弼亲近之人，能时进言，不致拒谏不纳。可惜逢承意旨之人多，直言敢谏之人太少，后来竟公然运动帝制矣。

四二　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

余就职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二十一条》觉书，令日置公使，携之回任。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等语。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