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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库，他白天忙着收油、发油，心里倒也平静，可是一到夜深人静，心上的两个小人儿便大吵大闹起来。一个说：千错万错，错在自己不该报名来当空军；另一个说：当空军有什么错，错在自己身体不争气……两个小人儿天天夜里煎熬着他，煎熬得他的野性又一次发作，拿起笔来，便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写了封倾吐苦情的长信。他从13岁参加新四军当卫生员写起，写到在三野24军当营教导员，打过多少大仗、硬仗、恶仗，立过多少战功，负过多少次伤，身体素质挺好，没当上飞行员于心不甘等等。“关公面前耍大刀”，他在这位骁勇非凡，战功赫赫的上将面前，摊出了自己这篇拉拉杂杂的“豆腐账”。

“豆腐账”寄出后，苦等了3个月，一颗滚烫的心像掉进了冰窟窿里。正在张伟良灰心失望达到极点时，忽然接到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拆开一看，他的那篇拉拉杂杂的豆腐账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再看，才见那上面有几行用大红铅笔画下的不合法度的“自由体”硬笔草书：“从陆军调来的同志，多有实战经验，对选调的营以上干部，体检时，可以不必像对战士那样要求。刘亚楼”。

空军首任司令员给了张伟良一张登上蓝天的“特别通行证”。他捧着这张“通行证”，顺顺当当地跨进了哈尔滨空军航校的大门。

在航校里，张伟良又遭遇了一场“白大褂病”的厄运。一次，军医给他量血压，量出一个“血压偏高，不适合飞行”的结论，他抗争、辩解，要求换个医生再量。换来的女医生给他又量了一次，笑笑说：“舒张压和收缩压都偏高。”

女医生这一笑，笑得张伟良又一次野了起来，他不请假，独自跑到市里第一人民医院去量血压，头一次量了个“血压正常”，再量又是个“正常值”。他拿着市医院的证明材料去找带飞的苏联教员。苏联教员正在为他的“停飞”犯疑，抱不平，一见证明材料，便带他到雅克－18教练机上去做“翻筋斗”、“盘旋”、“横滚”……一整套特技飞行动作做完，教员跷起大拇指夸赞：“好样的，张伟良！”

夺取制空权（3）

他同教员找到学校航空医生老顾问论理，老顾问问明情况后哈哈大笑：“这是世界上流行的白大褂病啊。”（意为航空医生轻率地给飞行学员做淘汰处理的行为。）

老顾问一锤定音：“继续飞行。”张伟良用优良的学习成绩走出了空军航校的大门，走进了新成立的轰炸航空兵第20师，由大队长到团长到如今的飞行副师长。

在空20师的5年中，飞行员们透过张伟良那干瘦枯黄、走路微跛、没有迷人风采的外表，看见了他那颗为祖国驰骋蓝天的雄心壮志，看见了他那在困境中豁出老命去打开一条出路的铮铮铁骨，看见了他对同志对事业的一颗炽烈心灵，看见了他敢闯敢冲而又严谨细密的飞行作风。于是他赢得了飞行员们情同手足的挚爱和信赖，赢得了率领部队首次出征的荣幸。

血战沙场几十年的聂凤智将军，对张伟良这样的年轻副师长带领部队出征，心里是十分高兴的。他欣喜地看到：一批年轻优秀的空中指挥员正在润物无声地茁长起来，新近才建成的这支轰炸航空兵队伍，在这批英雄式的战斗骨干带领下，早晚会创出辉煌战果来的。

天刚放亮，宁波城上空一片寂静。

聂凤智审查过气象处送来的实况报告，便招呼参谋处长曾幼诚：“天气情况没有变化，部队按原定计划起飞。”

曾幼诚把将军的这个命令迅速传达给了航空兵第11师、20师和独立第一团，以及海军航空兵第2师。

由“浙东前指”发起的第一个海岛封锁战，正式开始了。

航空兵2O师副师长张伟良率领9个机组的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空中射击员，头戴新式头盔，身着棕褐色飞行服，外加橘红色的抗压背心，步伐沉稳地踏着跑道上脆响的霜花，一个个精神抖擞地跨上了飞机的座舱。映衬着这群年青飞行员的身影，满天彩霞的光焰给大地留下了一幅雄师出征图。

飞机发动机擂鼓似的轰鸣起来，应和着地勤人员的欢呼挥手，庞然大物的杜－2轰炸机昂首阔步地从停机坪滑向了跑道。一道插满鲜花彩旗的凯旋门，横跨在滑行道入口处。整个机场的官兵、职工、家属、幼儿园的娃娃，倾城而出，排成了两堵欢乐的人墙，挥舞着花束，给首次出征的铁鹰送行。

张伟良的飞机，穿过欢乐的人墙，他望见那一群群欢蹦喜跳挥舞鲜花的孩子，止不住心头一阵燥热，只觉得一股酸辣辣的热泪满眼眶里打滚，他一咬牙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