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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我预计想要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会欢迎它，也会或多或少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在政界和传媒界，就会有人不接受它的观点。一向的思维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

虽然我们是少数，但是我们行驶的方向是正确的

多：我想我们将面临两种反应。一种是很好的反应，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芬兰听到的一些反应。记者在采访结束后对我们说：“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些情况？我怎么一直没有听到过所有的这一切呢？怎么就没有人在你们之前讲述这些呢？”瞧，这是积极的反应。另一种反应就大为不同了。

我和约翰认为它更像一则在奥地利众所周知的笑话。说的是一个司机驶进了高速公路，驾车走了一会儿后，收音机里广播了一则警告：“４号向西高速公路，方向维也纳，小心有一个幽灵司机。”

奈：幽灵司机是驾车逆向行驶的司机。

多：对，所以收音机里的声音大叫：“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幽灵司机。”这个司机看上去愁眉苦脸：“他们在说些什么呢？许许多多的幽灵司机正朝我驶来！”如果用这个笑话来比喻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就是里面的幽灵司机，对着车流逆向行驶。但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正在行驶的方向是正确的。有些记者已经告诫我们可能会撞车。

赵：您这个很德国式的比喻是告诉人们，有时在许多人看起来是正确的习惯，甚至是习以为常的规则，其实未必是正确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很多率先提出真理的人往往是少数。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中。当初哥白尼相信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时候，是少数。在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很多物理学家都不赞成，但最后是他胜利了。所以说，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可能更接近真理。

科学的真理由于有实验或者计算数据的支持，能够比较快地被大家承认。但在社会科学以及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见解，被大家接受就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也更需要提出真理的人有勇敢、坚强的精神。

多：我们不只是应对人们对事实的质疑，还要面对非常情绪化的问题。用理性的事实与各种情绪论辩是很困难的事。情绪往往无视事实。

奈：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西方不想听它。这些中国故事与深烙在他们思维中的中国印象大相径庭。中国崛起如此之快以致能够与伟大的西方相抗衡，看来就像西方自己那样，这使得西方甚为愤愤不平。这就是情绪的由来之处。西方人一想到中国正在取代西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就容易情绪激动。事实上，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赵：历史上和现在的几个西方强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和崛起之后，都曾经欺负过别的国家。他们若以此经验猜测中国，就会不放心，所以情绪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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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观察，西方的企业家往往比政治家更客观

赵：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是由于该国政府和该国人民的努力，要看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资源是否丰富，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是否得到发挥。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部条件也是一个国家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中国很希望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有较为正确的判断。反过来看，中国则是他们的外部条件。如果对中国的分析感情用事或意识形态用事，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他们也是不利的。所以，正确地认识中国不仅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也是西方明智人士应当持有的态度。

奈：总体来讲，和记者相比，西方的工商界人士更愿意了解和接受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乐于倾听中国的真实的故事。但是，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自己难念的经，都要考虑自己局部的经济情况，都有他们自己的计划和希望。所以，要让他们对更宏大的景象产生兴趣常常很困难。

赵：对中国的观察，西方的企业家往往比政治家更客观，因为他们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必须仔细地观察中国的投资环境，并且要计算他们的投入和产出。他们如果不客观的话，就会导致他们的企业走入泥潭。所以，在美国国会举行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的时候，企业家的意见往往更加实际，也更加正确。比如说，几年前在讨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的500强企业都是赞成的，他们向国会说明了中国应该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理由。他们这些建议也起了作用。

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西方的一些人对中国强盛以后在世界上起什么作用表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