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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她并不容易，一些人，首先是爱德华·希斯的政治同道在等着玛格丽特·撒切尔摔跟头。在欢庆她的胜利之后，把撒切尔看作政治怪胎的声音渐涨。许多人毫不怀疑地认为，保守党人很快便会恢复理智，用唯一正确的人将这个女人换掉——一个男人。失利的希斯导演了一场名为“到圣诞节她必须下台”的运动，并且只叫她TBW——“那个金发的女人”，那个鬼女人。至少，对外，这一称号的拥有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并没有受到影响，也许事实上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烦恼。

这种不敏感显得有些值得怀疑，“至少总要落一次泪吧！”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作家这样写道。可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其他的问题，“当反对党领袖不容易，的确不容易，”她解释说。“反对党对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制定和完善正确的政治举措，但我是那种宁愿做而不愿说的人。”她的很多敌人后来承认自己低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某些人眼里，她并不是光彩照人、有创造力的反对党领袖，而是缺乏幽默、不易接近、不是特别善于应对的人。查尔斯·鲍威尔回忆起来甚至认为，她并不智慧超群，从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制定者。但她对此总是周密准备，这是她最大的长处。鲍威尔今天还怀着深深的敬佩这样认为，她汲取他人以便形成自我。“我是我所坚信的事物的工具，”她这样说并同时也证明，意见和想法如果缺少去实现的意志将会毫无价值。在和对手的周旋过程中，她显得极有权力意识。对手几乎毫无例外的是男性，非常迁就她：英国的保守人士当时是比较沙文主义的，但并不习惯和妇女争吵。他们大多在青年寄宿学校长大，受到的教育是礼貌地遵从妇女的意愿，对她们扮演施主似的保护者的角色——然而现在却来了一个死脑筋，家长式的、没有教养的、而且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既不礼貌又具有攻击性的女人；但她也会调情，在她愿意的时候，还会很迷人。

约翰·坎贝尔说，英国政界利益集团的男人们很克制，他们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防御。查尔斯·鲍威尔又强调，英国男人认为骂女人是不恰当的，但撒切尔对他们可一点儿也不克制。向上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最终却还是达到了顶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袖子中拥有所有女人的王牌，或是在手袋中，约翰·坎贝尔认为，她的手袋是她出场的象征、权威的象征以及一个动词；有种说法是，她“手袋”了她的对手，“她进入房间，作为老大第一个把手袋放到桌上，象征性地仿佛把它打在了男人们的耳朵上，她这样和他们争吵——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或那样做，为什么这事没有发生？手袋是一种武器！她总是赢得每一场争议的胜利。她也总是把一些东西放在手袋里面，一份笔记，统计资料和制胜的论据！”由此，她的内阁里早就产生了某种无助的愤怒。

威利·怀特劳，后来撒切尔政府的副手，1978年，曾在一次餐会上向朋友抱怨，还从没有人像这个可怕的女人一样敢用如此的腔调和他说话。他考虑退出政治，而不想再忍下去。但显然就是他也无法逃避撒切尔的魅力——他留了下来并成为她的拥护者和忠实的同路人之一。怀特劳只是许多既被撒切尔的粗暴方式和衡量方式所羞辱，却又没有产生任何后果的同事和助手之一。利用男性弱点所进行的游戏成为撒切尔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最强大的武器。爱德维娜·居里描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怎样将她的政治家同事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旦她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人们能够观察到，她怎样将手放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盯着他的眼睛说：我亲爱的，你会选我的，对吗？”像居里所说，她是一头母狮子，为了一大群男人而奋斗，同时以高效能胜过竞争者。撒切尔根据不同的需要变换角色：她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国内问题，她是耐心但用极大权威教课的老师；她是让人平静却又炮制苦口良药的可爱的护士；她还是燃烧的爱国主义和不列颠的体现，如果必须用剑，她将保卫王国的荣誉和主权。英国人在1970年代末期显然渴望有这样的战士。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5）

经济上的悲剧在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时期依然持续。在联合王国的大街上因为持续罢工而堆满垃圾，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