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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倾心的女孩讲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过与她的谈话来解决个人的困境。我说，希望能待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父亲一样。我说我还不够格当指挥官，我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但怀疑自己行动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不难，叫他人去送死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经形容的，“将他们送到敌军的枪口”。衡量种种因素后，我还是考虑去当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史家。她静静听着，不发一语。有一次，我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过明快。我原先以为会听到更温和的建议，比如说从军这么多年，思考下一步时应该更谨慎等等。

上海（3）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着说：“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我无处可去。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想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的人。除奖助学金外，###还举办竞争激烈的考试，让出国念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市场的汇率是两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可以到指定银行以二十法币换一美元。贷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资金都由政府出资，作为补贴。他们甚至还设立一个类别，给在战争最后两年被政府征召当军队翻译官的大学生。像我这样在军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安问我。

我摇摇头。

她解释，国民党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不论我是不是老兵，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对政府构不成威胁。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许我该重返校园，可能这才是长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还提供奖学金的时候。我从军之前，才刚在南开大学念到大二。不过我不想再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出现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我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等。我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错的主意。在新闻的领域彰显自己，不但比较刺激，机会也比较大。我曾听当时流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下一年他们在天津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剪报，并附上在《抗战日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去，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我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太多资格。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我的询问就此打住。校园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官腔官调。

为何不放弃大学学位，直接进入报界工作呢？我在共产党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两大商业日报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债券价格，却对我的战争见闻不感兴趣。我唯一想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当时仍是中国教育精英的灯塔，受到我这一辈年轻人的景仰。我还去找一位以前认识的人，他是该报上海办公室的通讯社编辑。我去找他时，他在办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间内，刚从行军床上醒过来。谈了数分钟后，我打消问工作的念头。《大公报》存在了我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即将开打的内战，到底要支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话。

到了11月，接管日军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军的总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无锡。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却被留下来，监督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整修国道沪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于下列的背景因素：

战后不久，我们的想法是解除日军的武装，尽快送他们回国去。大上海地区的日军在缴械后，被送到江湾的战俘营区。但是，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当时拥有的运输工具绝大部分由美国提供，正忙着将政府人员从重庆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