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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想得更全面的一些人不会一味嘲笑评级机构，他们指出一个明显的问题：评级的费用是由证券发行商支付的，所以他们有着很强的意愿要让购买者低估其风险。在经济下坡时，这一意愿正好相反，那就是要估高风险以保持一些诚实的脸面。评级降低意味着公司需要为其融资支付更多，需要为其新的借贷支付更多，因为它们被认为具有更高的违约风险。所以，当经济环境不佳要求企业降低成本时，评级降低恰恰雪上加霜，提高了资金的成本。

但还是那句话，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信用评级机构阻断了抵押借贷者和受贷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正是由于证券化抬高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如果银行对其抵押贷款负责，它们就不会太需要信用评级机构的参与。

归罪于对冲基金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对冲基金不免有些神秘。只有当著名的基金管理者比如乔治·索罗斯经营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场上瞄准猎物并发起攻击，屡屡得手赚得盆满钵满时（如1992年迫使英镑贬值那样），大众才对此略知一二。对冲基金通过做空——判断股票会在未来跌值而使股票市场保持稳定，对冲基金的初衷是为了保值并规避风险。到2008年为止，10　000家最大的对冲基金掌控着全球将近两万亿美元的资金。问题在于它们都是通过极高的杠杆融资也就是过量借贷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当它们的投资产品价格下跌时，它们面临被迫缴保证金的要求，此时它们已无力再获得资金，主要的中介机构手中不得不滞留大量的资产。31所以，这时候的对冲基金不仅不能促使资产流动，相反加速了借贷机构的破产而增加了市场的非流动性。对冲基金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始作俑者，这场危机之所以惨重是因为“那些规范的大型银行，在过去10年中一直通过高得惊人的杠杠运作融得资金，去购买大量的有毒资产。”32对冲基金一般选择离岸管辖区和避税天堂进行它们的运作，而欧洲一直试图隔离这类操作，足见它们把对冲基金视为祸害，避之不及。

归罪游戏（3）

归罪于中央银行

格林斯潘曾一度被称为“金融领域的大师”，他极力推崇这些金融衍生品，但他的声望随着那些金融创新产物的急速掉价也同步下跌。对他的责难是，他在1987~2005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没能够在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之前亡羊补牢。安德鲁·史密瑟斯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央行的措施不当，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股市、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美联储难逃其责。”33还有更为严厉的指责，大多数央行都奉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注重控制总体物价，却忽略资产价格上涨的危险性。这种认为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只要世界储蓄过剩，让美元价格走低是唯一抵挡全球经济放缓的路径。我们将在第8章中再讨论这一点。

归罪于监管方

对监管机构最多的指责是它们太受制于既得利益。有评论说：“本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设立是保护投资者不受金融大鳄的吞噬，但它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打着保护投资者的旗帜却变成了一种保护金融大鳄的机制。”34另一个指责是全球化驱使监管向“低层次”靠拢，因为国家资本在流动时总是从有严格监管机制的地方流向监管较为松动的地方。但是话又说回来，与其说是监管部门渎职或无能，不如说是观念的错误。里根—撒切尔时代所信奉的“降低监管力度”的思想，源自于自由市场观，市场会自行调节，政府严加监管必然会遏制企业的运行。

归罪于政府

在危机发生之前，政治家们昏昏庸庸，无不笼罩在一片乐观气氛中。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政府放松了警惕。”35轻一些的批评是政府“收买”了新闻媒体，让它们大肆宣扬市场化、证券化和全球化。政治家们就像那些掌握着微观预测模型的银行家，对经济理论尽管一知半解却奉若神灵、深信不疑。莫里斯·考林的一番评论颇为中肯：“政客们只需要知道他们该知道的，而这些并不需要很多。”　他们只要知道如何获取和把持权利，至于如何经世济民，其幕僚自会提供参谋。

根本的失败

要理解这场危机，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归罪游戏。因为这场危机的根源并不是相关者品行低下或能力不济，而是思维的失败。正如凯恩斯曾说过的那样：“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与否，都会给人类带来异乎寻常的巨大影响，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