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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者说了算，用约定俗成的说法，可以叫做“集中”的方法。

在我们的实践中，这两种授权长期都是被混淆了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那种授权，我们都采用任命或变相任命的方式，结果发生了*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围绕克服这种弊端，我们进行了大量探索。遗憾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的探索中，我们都没有弄清楚这两种授权的性质，而且往往把应该充分发展*手段来解决的第一种授权放在一边，在更多地应当用集中的手段来解决的第二种授权上寻找“*”。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正职依然实行任命、副职却实行“*推荐”；部门负责人不采用任命方式，而采用*推举方式产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组成专家团、组织群众测评，选拔出来的却只是个部门副手；等等。这类做法，不但很难使人们对“*”产生好感，反而导致授权关系紊乱，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不够，集中也不够”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是因为，在考虑是否采用*手段时，不是根据*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来确定，而是根据改革风险的大小来取舍：由更多的人来参与副职或部门负责人的选择，再失控也乱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让更多的人来选正职，在许多人看来，那就意味着放弃“党管干部”的原则。实践已经表明，在本不该推行*的环节上推行“*”，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只是徒增人们对*的不信任而已。

*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根本方式

对*认识不清而导致在实践中混用“*”和“集中”两种手段，毕竟只属于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当既可以采用“*”方法、也可以采用“集中”方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舍弃*方法，习惯性地靠集中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思维定势的问题了。这一点，最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上下级权力配置上。

对权力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掌权之初，我们偏向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读一切问题，总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权力，任何权力都带有阶级性。实际上，等到给权力定性之后再进行分析，思维也就同时受到了限制：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只要保证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就不会出任何问题。这种思维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看到，由于公共权力总是大于个*利，对人的能力起放大作用，因而往往对人有强大的吸引力。不管掌握在哪个阶级和政党的手中，权力对人都有很强的腐蚀性。因此，权力是需要受到制约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即使*主义政党，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例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反*斗争的不断深入，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刻，现在已经走上了以约束权力来遏制*的治本之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飞跃。

但是，究竟怎样约束权力？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权力的约束与授权问题密切地联系着。众所周知，谁是授权者，执行者就向谁负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授权者可以决定权力应当怎样使用，乃至可以决定把权力收回。如上所述，授权可以分成两种。同理，对权力的约束也应该有两种走向：在多数向少数授权的情况下，权力应当直接受制于多数人，即用*的方式约束权力；在少数向较多的人授权的情况下，权力直接受制于领导者，即用集中的方式约束权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学会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4）

遗憾的是，我们对用集中的方式约束和管理权力往往得心应手，却不习惯尝试和使用*的方式。例如，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客观上要求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来谋划发展大局，这就相应地使地方的权力有所扩大。权力的扩大伴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现象，地方保护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不听中央部署、另搞一套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对地方的权力加以约束，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在选择约束方式时，我们看到，经常地、大量地被使用的，仍然是向上收权的方式。许多原来属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权力，现在被裁割成自上而下一通到底的条条。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地方和基层党委、政府浪费和滥用资金，干脆把各种拨款也细分成不同的“专项资金”。于是，*批评过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带来的弊端又开始出现了。

这里不是说不能实行条条管理、垂直管理，也不是说不能设“专项资金”。而是说，大面积地采用这种方法约束下面的权力，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突出体现在：

第一，权力依然缺少管束。收了下面的权力，上面的权力便膨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