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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的话，在他死亡之前，军事人员接到他妻子紧急呼叫却疏于援救是否应承担责任？

几分钟后，雷切尔也提了个问题，“你看到了吗？这半英寸厚的材料中有好多关于这个家伙自杀的详细图表，还有这些难懂的医学名词。什么‘唾液挂在他嘴边，一脸平静’，什么‘审查皮肤表面和骨骼结构显示，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实验室数据显示他的尿素氮和肌氨酸酐低，虽然CK高，而且发现了痰生葡萄球菌’？这都是什么呀，我一点都不懂。我选择上法学院而不是医学院真是有原因的。”

“今天是星期四，已经五点了。”我说，“我们该去和凯蒂和伊丽莎白碰面喝几杯了，快走，明天再去想唾液和肌氨酸酐吧。”

雷切尔和我死心塌地要赢这场比赛，模拟法庭是我们法律经历中第一次一对一的竞争，我们一定要赢。我们还没见过对手，但是我们已经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想把他们当成成熟的葡萄榨成汁。把案情搞清楚后，雷切尔和我开始分头行动，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深入细致的法律研究。我们寻找能支撑我们立场的相关案件，我们看学术论文、教授著作，一切能增强我们理由的材料都要看。我们分别写了长达３０页的巧妙纲要，定期和瑞安会面讨论达根夫人案件的进程（我们通常在周五上午见面，瑞安明显是个宿醉鬼。当他从酒精残留物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就会兴致高昂地赞扬我们的创造性劳动）。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3）

模拟法庭开始前的一周，我们收到对方的答辩意见复印件。如果说我对他们的意见没什么印象就太轻描淡写了。

“雷切尔？你有时间读这个吗？”我问。

“这真是令人为难呢！”她说。

“难道这些家伙精神上有缺陷吗？他们是谁？我们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是吗？入学在某种程度上可是经过激烈竞争的呀？”

“哦，仅仅读这些垃圾说明不了什么。”雷切尔回答。

“不，是不会。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些装进书包里。哦，等等——”我狐疑地说，“也许他们准备了秘密计划准备口头辩论时出击？”

“有可能，我们必须准备。”

我们整个晚上都没有安静下来。反复修改法律意见后，我们开始集中精力准备口头辩论。我在公众场合演讲时容易犹豫不决、紧张、怯场。一想到站在对手面前辩论，当着法官的面（三个哥伦比亚法律校友），还有观众会在我演讲时随时走进来旁听（据说他们是故意进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出丑），我就会感到不寒而栗。雷切尔比我自信多了，她曾经是大学辩论队的辩手呢。

那天晚上到来时，我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的对手，埃迪和迪伦。他们都是Ａ组的，雷切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像双胞胎：又矮又黑，看起来有些吓人，锐利的蓝眼睛和过于胶凝的头发。如果说比身高的话，雷切尔和我明显是赢家；如果比护发品的数量，我们肯定输；如果说比才能，那就等着瞧好了。

雷切尔前半场辩论，她泰然自若，很有说服力，令人印象深刻。她的法律意见是经过反复研究写成的，回答法官的即席提问时也是振振有词，非常自然。总之，雷切尔不仅知道怎么写，还知道怎么卖。

我坐在马蹄形演讲厅里，忧心忡忡，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啊。我紧张地等待出场。忘掉胜利吧——我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雷切尔的对手埃迪，简直是个灾难。她能够立即回忆起案件的细枝末节，以增强她的论点，其实差别非常细微，有时甚至扯到了哲学立场上去了。我记得埃迪经常说“噢，嗯，我猜。这种情况下应该无罪的，但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什么的。”

当轮到我走上讲台时，我的膝盖因为恐惧而颤抖。我慌了神，不知道怎样开口。我当时身穿黑色西装（因为得看起来像律师那么回事），汗水透过我干净的白色衬衫。我紧张地低下头看我的便条，深呼吸，开始读我准备好的演讲。我还没有读完第二句话，一位法官就打断了我的话。

“金小姐，我们进入真正的问题吧。达根夫人的案子是怎样进展的？军事警察没有普通法上的职责营救达根先生，那么他们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失职。如果他们没有职责，那么怎么可能违反职责呢？”

看来在这二十分钟的演讲中，我不可能轻松过关了，我深吸一口气，“哦，尊敬的法官大人，很抱歉我不能同意您的基本前提。虽然没有任何学说认为应该创造职责，为死去的达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