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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城驻军不少，警察、特务活动也很猖獗。他们便利用各种渠道，广交朋友，打通关系，达到目的。他们利用刘子青岳父的关系结识了一些军警人员，在麻将桌或应酬的酒筵上，从每一个人的谈话中，了解驻军的实力、分布、武器配备，以及党、政、军之间的矛盾，目前的动向等等。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4）

在阎保禄到酒泉之前，边务处在酒泉已建立了情报组，由边务处直接联系，他来后由他直接联系。这个组有三个人：李国芳，化名李香亭，公开身份是商人，与酒泉马家驻军的最高长官马步康私交甚密；鲜明成，在马步康旅部管档案；还有一名姓金的，是马步康的报务员。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情报。李国芳利用与马步康的交情，可随意去马家串门，经常能获得一些重要消息，如召开军事会议，召开党政军警联席会议等等。然后几个人再通过各种渠道，探听会议内容，有时甚至能搞到会议纪要。对于他们送来的情报，阎保禄立即进行筛选、整理，将有价值的部分，电告新疆。有一次姓金的情报员匆匆来告诉他，说能搞到八十二军最新的密电码本，不过得花点钱。花钱也值得，他喜出望外。密码到手后，他立即让交通员送往哈密。姓金的情报员还送来过几分密码电稿，他通过电台及时发往新疆。

1939年初边务处指示他，尽快在酒泉成个家，单身汉常常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并且指出对象的条件：家在酒泉，本人不大识字，家庭社会联系比较单纯。不久，刘子青通过妻子介绍了一个名叫曾玉清的姑娘，符合组织要求。经过请示同意，他和曾玉清结了婚。他们一家和刘子青一家，都住在店里。店里还有两个来自金塔县农村的学徒。每次发报，都在夜间。学徒因白天劳累，早已睡去。他让妻子曾玉清回娘家去住，或者让她和刘子青的妻子到戏院去看戏，好让他们拍电报。

他们和边务处的电讯联络，虽然避开了一般人的耳目，但无法躲避敌人的侦察电台。1939年下半年，敌人突然一连几天加紧这一带搜查。天一黑，全城*，成队的军警在保甲长的带领下，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地搜。阎保禄当机立断，马上转移电台。

阎保禄托人找了合适的房子，带着电台和妻子搬到了雷子庙巷。他把电台藏在破木箱中，上面堆了许多干辣椒，放在厨房中黑暗的地方，叮嘱妻子不要用箱子里的辣椒。为了防止敌人侦察电台测出他们电台的方位，拍发几次电报后就搬一次家。好在这个家空空如也，只要打起行李卷，把锅碗瓢盆找个箱子一装，借来的几件家具还给人家，就搬走了。他从城南搬到城北，从城东搬到城西，在酒泉城里兜了好几个圈子。

虽然如此，电台还是遇到几次危险。有一次，他们获得一份重要情报，需要及时拍往新疆。他们以打麻将的名义，到了刘子青家里。打过几圈之后，刘子青和妻子到前面铺子里盘货，其实是担任警戒，阎保禄和丁炳南到货物库房中发报。报快要发完时，突然听到紧急的敲门声，夹杂着“开门，开门！查户口”的喊叫声。他们赶快把电台塞进一个空货箱，但已来不及藏到存放电台的地坑里了，就随手搬了一些布匹堆在货箱上。这时，警察和保甲长已经走到院中。怎么办？真是急中生智。丁炳南把他推倒在地，然后抄起一卷布就往外走，嘴里还骂他：“输了牌还想赖账？”他扑上去要把布抢回来，嘴里说：“老子今天没钱，明天给你也不晚，你把我的东西放下！”他们又吵又骂，又撕又打，到了院中。看到保甲长正带着四名警察站在院中，丁猛然甩开他跑过去，说：“你们几位评评理，输了钱不给，想赖账呢！”他也毫不示弱，高声吵：“这家伙想抢我的东西，真他妈的缺德！”刘子青夫妇也跟出来相劝。警察见他们吵闹，很不耐烦。两个警察走过去掀起门帘看，桌上麻将牌零散地摆着，是刚散局的样子，又打开手电筒在库房里看了看，见里面乱糟糟的，便退了出来。他们这里还让保长和警察评理。“去！一边去，少胡缠，谁管你们那些事！”警察转身出去，到隔壁搜查去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5）

多次搬家，会引起军警的怀疑，也会引起妻子和她们家人的误会，应该找个更妥当的办法避免突然袭击。他们注意到，每次军警搜查都由保长带领，如果保甲长事先通个信息，那可就保险得多了。阎保禄和刘子青商量，决定由刘出面谋取保长职务。阎保禄分析了刘的有利条件：刘是巡官的女婿，和公职人员交往多，在商界和这一带居民中有声望，再加上请客送礼，取得这一职位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