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2/4 页)

不出所料，刘子青很快被派成酒泉中山镇公所第九甲甲长。他们把电台藏在刘家中。

刘子青当了甲长之后，又出现了个难题。原来国民党从1939年起，一方面要求居民中的青壮年轮流参加“国民兵”训练，作为后备兵源；另一方面要求公务员，包括保甲长、学校教职员，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否则轻者丢掉饭碗，重则给戴顶“红帽子”。刘子青当了甲长，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不仅会丢掉甲长职务，而且会引起怀疑，牵连到情报站；如果让他加入国民党，则又违反了边务处的纪律。阎保禄反复考虑，为了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经请示边务处同意，让刘子青和其他保甲长一起，用当时的化名刘兆恩，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40年初，情报站一度陷入困境。在马步康旅部工作的情报员鲜明成和金某某，由于不谨慎被发觉了。幸好他们从别的渠道及时得到消息，在逮捕他们之前，通知他们和李国芳一起秘密撤回新疆。复泉新货栈是新疆商人开的商店。由于盛世才公开打出亲苏亲共的旗号，虽然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深为马家和国民党不满，对新疆往来人员严加防范，因此对复泉新货栈自然不会放过。丁炳南又是东北人，更容易使人怀疑是盛世才派来的。一天晚上，军警突然把复泉新货栈团团围住，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一番。这个事件表明，丁炳南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已成了重点监视的对象。丁炳南以复泉新货栈歇业为名，撤回了新疆。

1940年夏天，边务处又派来两人加强电讯工作。先期到达酒泉的叫武守礼，任电台台长；后到的叫高成兴，任机务员。他们的口音与玉门人相近，就称是玉门人，安排在杂货店当店员。自从李国芳情报组撤回新疆，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也成了问题。他们用重金经常从马步康警卫队一个大个子兵那里购买情报。这个兵是青海回族，作了马步康的卫士，家境甚为贫寒。他们利用他需要钱贴补家用，得到一些马家军的情报。阎保禄利用内兄的结拜兄弟、马步康旅一个姓袁的排长，探听到一些情报。但这些情报比较分散，很不一致，需要认真地分析、补充、核实。好不容易搞到情报，又到了和边务处电台联络的日子。半夜，武守礼和高成兴从刘子青家的炕洞里拿出发报机做试验检查，准备发报，发现没电，干电池受潮失效。因为自丁炳南走后，机器和电池就一直藏在炕洞里，未使用过。虽然有了报务员，却连一次电报也未能发出去。他们只好把情报写成密信，从邮局寄走。

1941年三、四月间，阎保禄奉边务处的指示回新疆汇报工作。他在星星峡见到了王振坤，化名吴南山，任星星峡哈密办事处分处主任。他在哈密见到了刘庆南，化名万友林，任哈密办事处主任。刘庆南、王振坤都是新兵营的战友，与阎保禄同一批去苏联学习。刘庆南私下告诉他，陈培生已不在边务处工作了。边务处人员变动很大，据说一些人被捕了，罪名是“国际间谍”。现在，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骥兼副处长。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6）

阎保禄回迪化后，去边务处汇报了工作，也讲了不能发报的原因。边务处决定再派一名报务员带上干电池与他同去酒泉，换回武守礼和高成兴。他们到哈密后，停留了几天。刘庆南对他说，现在国际、国内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德国法西斯蠢蠢欲动，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清剿，对国民党诱降；国民党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我党我军搞摩擦，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因此，除非特别紧急的情报，不要轻易使用电台联系。刘庆南还要他和刘子青不要合营商店，要分开独自经营，以免发生问题，相互影响。

阎保禄回到酒泉后，通知武守礼和高成兴回边务处。他俩雇上骆驼回新疆了。阎在东大街开了家经营土产品的商店，和刘子青的杂货铺分家了。

1943年初，他们发现酒泉马家队伍，军纪较前更加涣散，公然在大街连偷带抢，骚扰老百姓。获得情报说，河西马家队伍将撤回青海，由中央军换防。阎保禄将得到的详细情况，电告新疆。这是他发出的最后几份情报。

马步康部离开酒泉后，他一直等待组织上的指示，但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他心急如焚，又不能擅离职守。同年七、八月间，新疆督办公署交通运输科中校科长宛思昌到达酒泉找他，带来了督办公署参谋长汪鸿藻签发的命令，命令要求撤销边务处和各地机构，驻外全部人员回新疆迪化。他将这道命令传达给刘子青和报务员，要大家做好善后工作，携电台坐宛思昌带来的汽车撤回新疆去。

阎保禄和宛思昌私下交谈，探询撤销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