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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商朝的王系可能借鉴世界其它地区的风俗习惯时，实际上这个态度本身就说明张光直先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中国文明独立说”。他说　：“具有开阔视野的严肃的商史学家，如果存有客观的心理，并不认为商史、商制都已搞清楚，不必再行研究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那些民族学上描述轮流继承制度方面的资料，尤其是马来半岛（Malaya）、蔼理斯岛（Ellis　）的弗他弗尼（Futafuni）、尤宁群岛的法考福（Fakaofo　）、太平洋岛屿中的罗图马岛（Rotuma）等地区的有关资料，对商代制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同时还会发现这些王国与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还说不定可以搭上些亲戚关系，他们的王制，尤其值得注意。”

张光直有关商王多支王族轮流坐庄的说法恰合了我的设想，中国商朝并不是由单一势力组成，而是多民族多势力的集合。并且，他把中国东部文化的视野引向概括的太平洋以及南岛文化区域，这是我极为赞赏的。由于他长期在台湾参加考古工作，这方面他是个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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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周朝

张光直先生或许更赞同周朝是中国文明的开始——西方人多持此论。“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的终结，是中华帝国及其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

我更愿意把这个开端挪到“后商”。周继承了太多“后商”的文明，包括文字。

对于周的起源，张光直先生建议“从西安附近的丰镐地区开始回顾”，在汾河下游和渭水流域“这些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序列依次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文化”。我想说的是，这里与夏、商可能采取过近似的联姻或结盟手段。但我也注意到这个事实，它的“发源地”（实际上就是来到中国之后的定居地）比夏商更西，夏之初更多提及的是山西南部。有关这一点或许可以结合《锁定两海》中以及部分犹太人族群从西北进入中国陕西然后流落为部分臧缅人的事实，并且这条通道反向也成立，也就是说，从中东过来的某些群体可能从中国西南地区进入陕西。

说到周朝与商朝的之间过度有许多话题都已经在其它地方讨论过，但有一个却是始终没有提及的，那就是爵位制度。中国与西方共同拥有一个古老的贵族制度，他们同样为五个级别！可能由于性质非常接近，也或许根本就是同源，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中西方贵族制度完全对应，这就是：公、侯、伯、子、男。这个制度中国有，欧洲也有。最初在两种语言文献中看到他们就让我惊讶不已。

据说中国的这个贵族序列从夏朝甚至先夏就有了，比较确切的商朝就有这个称呼，西周固定下来。《孟子。万章篇》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在英语中他们表现为：公（Duke）、侯（Marquis）、伯（Earl　或Count）、子（Viscount）、男（Baron或Lord）。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还是有点差别，这就是“天子”在中国也占据了“一位”，并且最后的“子男同一位”，数量上竟然恰合一样“5”个。除这5个等级之外，中国与西方都还有另外的一些级别划分，但这5个爵位是单独比较常用一个体系。他们是同源关系还是一个巧合？

欧洲的封建制度公认与周很接近，我认为可以深入考察一下再下结论，根源可以从地中海沿岸以及红海考察起，重点或许可以放在希腊与意大利半岛那里，甚至延伸到小亚细亚。

假如我们把中国的“王”作为一种总督类型，也就是“皇”之下的一个级别，实际上中国的“天子”有可能相当于西方的“Duke”。这样也就好解释为什么秦嬴才“始皇”，之前中国的国家首领确实并非“皇”。在西方，皇帝之下的最高爵位确实就是“Duke”。那么实际上拿英语的爵位对照周朝的爵位可能就是：天子（Duke），公（Marquis），侯（Earl　或Count），伯（Viscount），子男或许为两个爵位合并了，所以是（Baron和Lord）。

在后世的许多作品里，由于夏商没有传下来许多文字，所以一切都由“周”这个会流利说话的族群说了算。因而有关周灭商的传说都是以德胜人，但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