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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式管理的目标看，“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所谓组织效益目标的实现只是实现“和”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经过程。孔子把“和”引入伦理学领域，作为识人的重要标准，得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论断，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上下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集大成者的说法，就是修己安人。

虽然其实这种理念的基础源于孔子的“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但是其实从企业管理实践出发，这个理念得以确切实施且真正发挥管理作用的保证，其实还是韩非子法家所讲的“使法用人”与“使法量功”。否则，一切“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都只不过是理论家的一种理想而已。因为企业的生存根本就是具有竞争力，而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的根本，则又来源于企业的生产力。当然一个企业的生产力，必须由企业的员工及管理者，共同来实现。与此同时，管理者在实现企业终极管理目标“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要有企业本身的一系列奖罚及竞争机制作保证。而管理者要想真正达到企业员工“上下同心，全心向企”的氛围，就必须要有与此管理目标（当然主要是任务目标）相适应的奖惩与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不可能像当时欧文与傅利叶他们那样，用空想的理论及十分理想的实践，来维持他们的“所谓公平与合理”。相反事实上，过于追求理念上的公平与合理，倒有可能会在现实的竞争社会中，贻笑大方。因为企业生存的保证，就是利润。如果企业没有利润而言，那么严格意义上讲，企业也就失去了企业的意义。既然企业管理终极目标，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管理者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企业机制作保证。否则，所有员工干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那么长此以往，企业的竞争力又何从谈起？企业的利润又何从而来？因为人与人是有客观私欲存在的。似乎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怀疑。要说人们理论上所追求理想中的“大公无私”，其实在现实中、客观上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外国式管理，其实对于企业本身都不应该成为负担。因为任何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因此说，我们既不能过于相信“中国式管理”，更不要过于迷信“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外国式管理”。因为企业的根本就是利润与生存，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只要能够真正适应自己的企业现状，能够确实给自己的企业管理，带来活力及效用，那么我们企业管理者就应该执行。

因此说，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管理或者西方式管理。无数事实证明，管理科学只有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其效力才能够增强。

当然同样，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管理科学中融入中国式的管理哲学，更易为人们接受，也能更好地推进企业的发展。

因此说，诸子论政解道，管理实践中的“仁法德行”，无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外国式管理”的价值，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变通性和灵活性。西方企业界经过大量失败，不断更新并提出的弹性管理理论，其实正是回归到我们的变通管理，如情境领导、权变理论等等。因此说，诸子论政解道的核心作用就是，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单一的方式或预先确定的制度。

6．孔子政者正也　领导身体力行（1）

《论语·泰伯》中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在这里孔子所讲的意义在于他的“为政者不能越权”的“政者正也”的为政方略。与此同时，孔子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也说明孔子对舜、禹治天下观点的认同与赞颂。孔子热情地赞誉了舜、禹的从政方针的伟大与崇高。孔子为了进一步阐明“政者正也”的观点，在《论语·颜渊》中又这样回答季康子。孔子回答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呢？”孔子所讲的也就是，强调他从政的第二个观点：为政者的表率与榜样作用，对于一支团队的重要性与意义。

关于管理者与领导者的榜样作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也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当季氏总管仲弓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时，孔子解释说：“给自己的手下人做个榜样，给下属起个积极的带头作用，对手下人也不要太计较小失与小过，同时还要有识别贤才与举荐贤才的眼光与能力。”仲弓听了孔子的话，有些不解地又问：“那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