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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仲的说法，有人就认为：虽然管仲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齐桓公的耻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滋长了齐桓公的耻辱。其实，齐桓公做的原本是君主应该做的一件“正义”之事，然而齐桓公却没能及时去做（相反等到丢了帽子后才去做），那么齐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了洗刷他的耻辱而为之吗？虽然齐桓公这种做法能暂时洗刷他因丢失帽子的耻辱，但是管仲这种谏言所造成的另一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却又在某些人意识中助长了一种近乎麻木不仁的侥幸心理。如果对管仲这种观点，齐桓公继续采纳的话，那么其实齐桓公就等于是犯了“赏罚不明且无据”的错误。假如这种行为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话，那么日后齐桓公的子民，就会形成近似于畸形——“即使是犯罪，也有侥幸释放”可能的不正常心理。当然这种心理，就不会使犯错的人，能够及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管仲对齐桓公的谏言，不仅没有让齐桓公洗刷耻辱，而且更增加了齐桓公“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昏庸之耻。

再说齐桓公下令把粮食分给贫苦的人，这就等于赏赐没有功劳的人；释放罪轻的人，这就等于有意消减“法度”威严。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心存侥幸心理而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收获；故意消减“法度”的威严，这就等于助长民众的违法乱纪心理。显然这些都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么能用来洗刷国君的耻辱呢？

虽然在古代封建君主社会中，许多皇帝都在自己大喜或特殊的日子时，以大赦天下（比如，皇帝亲政、皇帝登基或者打大胜仗等）昭示其仁德，但是这种封建君主时代的所谓开恩大赦，显然对当今“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社会，没有什么益处。

韩非子通过对《齐桓公雪耻》故事的分析与论证，阐明“赏无功”、“不诛过”是国家祸乱的根源。韩非子所讲的故事，在现实管理中显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在管理中，如果乱施赏罚，就会造成管理中的无序化，混乱化。也就是说，如果管理者奖了不应该奖赏的人，就打击了应该受到奖赏的人；同理，领导人与管理者如果罚了不应该罚的人，就会让众人感到心寒而影响其积极性与主动性。

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与领导人如果只知赏罚之法，而不能适度地把握赏罚的技巧与尺度，那么其结果也只能是事与愿违。因此，管理者在实施赏罚过程中，必须要明白：在绝大数情况下，都要赏的机率大于罚。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团队的稳定性。因为任何人都有自尊，所以管理者罚的过度，被罚者就会因伤及面子而与上边发生不同程度的抵触心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团队的正常管理及发展，肯定是没有好处。所以，聪明有经验的管理者，就会对众多的过错者，采取感化或教化的方法，让其理解与接受公司的管理制度。当然对于极少数主犯人员，就应该采取罚的处置。这样做的好处，会通过对主犯的直接处罚，来警示那些虽然有过失却可教化的人。虽然也有顽固不化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毕竟占少数。因此，在历史上就上演了诸葛亮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如果当时诸葛亮对孟获的少数民族直接采取罚的方法，那么即使杀掉一个孟获，还会有更多的孟获起来与诸葛亮为敌，与蜀国为敌。

虽然管理者在实施赏罚中，应该赏的机率大于罚，但是管理者也要谨记赏无功。与此同时，管理者还要明白：明奖暗奖更要有分寸。下属兢兢业业地为公司做出成绩，管理者就要不失时机地给他们以奖励。管理者这样做，能让下属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多付出一滴汗水就会多一分收获。可是管理者，要想使自己对属下的奖励，真的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要有奖励的方法与技巧。奖励可分为明奖与暗奖。当然罚的目的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就没有暗罚而言，否则就没必要罚了。明奖的好处在于给其他的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作用，激发大多数人的上进心与主动性。但是明奖也有其负面性：由于当面奖励而容易使没有受到奖励的人产生嫉妒。为此，管理者在实施明奖时，必须谨忌赏无功。

由于民族文化与思维方式差异，中国的管理者，一般更善于实施明奖；而外国大多数管理者，就喜欢对员工实行暗奖，然后再发给受奖者一张奖励理由的说明书。这样既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