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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的中国劳工许祥兴告诉我们，当时咖啡店外摆着七八张桌子，他和几个同乡就在其中一张桌子上喝酒。炸弹在距他一两米的地方爆炸了，一声巨响后，他就晕了过去；随后，另一声巨响将他震醒，他身上已是鲜血淋漓……

身处这个是非之地，危险有目共睹：既有电视新闻中无须渲染就可见的血肉淋漓的场景，也有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再三小心提防的自杀式炸弹。作为对同胞的关心，国内的外交部和驻以色列的中国大使馆，都再三告诫国人，最好不要前往以色列；在以色列工作和学习的，则要多加小心，不要去一些热闹场所，不要乘公共汽车，有事赶快向中国大使馆求助。

但这并非是所有劳工都能领会和执行的。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数目，本身就是一个谜。中国驻以使馆登记在案的大约是七八千人，但据说实际数目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以色列有关部门的估计大概是在两三万人左右。但具体是多少人，他们也搞不清楚。

中国劳工绝大多数都来自福建。他们往往是一人先出外打工，如果觉得效益较好，则带动亲戚、朋友或乡亲都过来。如“７·１７”的特拉维夫连环爆炸案的死伤者中，许祥兴和许祥敏是堂兄弟，而许恒勇则是他们的叔叔。许恒勇的哥哥许恒云也在以色列打工。

以色列国土狭小，不过１。４万平方公里。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每一平方公里的以色列土地上，至少就有###福建劳工。

这些中国劳工中，真正完全符合以色列法律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可能就是大使馆统计在册的七八千人。根据以色列法律，外国劳工获得以色列签证并同本国雇主签定合同后，一般情况下，可在以色列工作两年，中间不得更换工作和雇主。期满后则必须回国重新申请签证，如果逾期不归，则属于“非法劳工”，不仅工资都得不到保障，而且被警方发现，则将被投进监牢并被遣返回国。

当然，这些“非法劳工”，并不仅仅来自中国，其他如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如罗马尼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甚至秘鲁、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都有。据估计，以色列的外籍非法劳工总数，至少在２０万以上。其中大多数虽有合法入境手续，但都属于“逾期滞留”；小部分则压根就没有过签证，完全是通过非法途径偷渡过来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事件后，许多受伤者宁可挣扎着溜走，也不愿意上警察的救护车。因为他们怕警察一查明自己的“黑工”身份，马上会将他们遣返回国。

以色列同行对此无奈评价是：这些“黑劳工”怕以色列警察，更甚于怕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

“４·１２”耶路撒冷爆炸中遇难的林春美、蔡献阳都是合法劳工。但“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案中的几名受害者，都是“逾期滞留者”。在中国驻以使馆的交涉下，以色列国民保险公司初步同意，支付“７·１７”　自杀式爆炸的中国受害者医疗费用并偿付国家抚恤。

但由于两者身份毕竟有区别，两次爆炸受害者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会有所差异。

林春美、蔡献阳遗体回国时，以色列高官到机场送行，沙龙向他们的妻子写了一封充满感情色彩的信笺。但当许恒勇和李斌回国时，伴他们同行的，只有地中海无言的海风，他们悲痛欲绝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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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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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中东国家中，是一个富国；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排名世界第十位。而且，犹太人教育程度高，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因此许多体力活、脏活、累活，都需要外国劳工来干。

根据犹太人传统，从事农业等产业的工人，连续工作六年后都需要“休耕”一年，说是休耕，以犹太人的精明，也只是自己不干，将土地交给非犹太人去耕作，种好种坏并没有太高的苛求。

以前以巴局势相对平静时，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巴勒斯坦人来做。２００２年巴勒斯坦人爆发反以起义以来，以色列清除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这些岗位的空缺，自然也就被外籍工人所填补。这当中，也包括许多中国劳工。

这使外籍劳工和巴勒斯坦工人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７·１７”特拉维夫连环爆炸案发生后，一位受伤的外籍劳工曾嚷道，这里是外国工人居住区，“巴勒斯坦人为什么炸我们？难道是因为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这是他的推断，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以色列工作已两年多的樊志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