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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第一次梦境转换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全球经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力量也的确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和美国对自身超然地位的滥用，霸权的稳定力量日渐式微，霸权时代的梦境空间再一次变得脆弱不堪。

于是，正如我们现下经历的历史一般，百年难遇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引导着人类货币史的第二次“梦境转换”，将沉迷于透支增长的人类从“霸权时代”带入一个崭新的“多元时代”。在市场冲击和各界热议的熏陶下，人们对霸权时代的不稳定性熟稔于心，对朝向多元时代的转换态势也心知肚明，自然而然的，对多元时代的向往和期许也如影随形。正是这种危机中的盲从和轻信，带来了另一个不易察觉的新误解——多元是内生稳定的。

从哲学的角度剖析，这种误解的产生源自危机冲击下唯物与唯心的交错、缠杂和碰撞。危机带来的伤害如此痛入骨髓，以至于人们从主观意识上自发认为，霸权是“坏”的，而即将取而代之、孕育着希望的多元则是“好”的，“好”的自然也就是稳定的。这种唯心的主观论调实际上忽略了关键性的一点：从霸权时代走向多元时代，并不是因为“好”的事物必然将取代“坏”的事物，而是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决定了货币史的梦境轮转。

抛却主观价值判断，站在客观的立场分析，多元并不是内生稳定的，多元时代的不确定性甚至大大超出霸权时代，而多元时代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也是远远大于霸权时代。一方面，从短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引爆点是金融危机，而危机的救助、化解和平复迫切需要更强、更有力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两个层面的政策协调。在霸权时代，危机救助这种政策领域内的“公共产品”往往是由霸权国家所提供，但2008—2013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与众不同，恰恰正是因为危机核心始终在发达国家内部轮转，从美国到欧洲，前后两个危机震心所在的强势经济体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应接不暇之余很难向彼此伸出援手。而尽管媒体热衷于炒作“新兴市场拯救发达国家”，但实事求是地看，新兴市场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救助体量远大于己的美欧，也无法回避自身并未同全球经济“脱钩”的现实，其增长“失速”和起飞“着陆”已然令其置身于周期性回落的忧患之中。接踵而至的危机、广泛传染的风险、霸权国家的危难和新兴市场的困境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单一政策行动都变得无力而又危险，而全球范围内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效应的主动或被动协调则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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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经济多元化，多元化的另一面则是差异化，差异化的复苏意味着差异化的政策需求，而差异化的政策需求比之以往更需要全球层面的政策协调。风物长宜放眼量，即便是百年难遇的危机也仅仅是历史梦境转换的引爆器，其自身也终将变成逝去的历史。步入长期的后危机时代，危机时代的“基本面趋同效应”和“政策协同效应”将逐渐缩小并消失，自然禀赋、制度特征、增长模式、历史沿革和风险结构的内在差异将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差异性特征。不仅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差异一如既往，而且两大集团内部的分化也更趋明显。在发达市场内部，美国经济的复苏韧性和增长质量高于欧洲和日本；在新兴市场内部，“金砖五国”的复苏力度要高于其他国家，亚洲新兴市场的复苏力度要高于中东欧、非洲和南美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的复苏稳定性则要高于同为“金砖五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复苏差异性的波动加大导致复苏利益争夺更趋剧烈，全球政策博弈更趋复杂，各国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并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内生欲望和实际能力不断增强。多元中的各个“元”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更容易产生彼此矛盾、冲突并于整体利益不利的政策博弈结构，如果没有更广泛、更有力、更紧密的政策协调，那么博弈将自发地把全球经济从基本面上的“和而不同”导向政策面上的“以邻为壑”，最终引致一个集体非理性的尴尬结局。

概而言之，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引爆了人类货币史从“霸权时代”向“多元时代”的第二次梦境转换。在这一虚虚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