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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变迁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唯心地高估多元时代的内生稳定性。实际上，从梦境转换的引爆因素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深层次分析，多元时代并不是内生稳定的，其蕴藏的不确定性甚至更多，而霸权时代“霸权国引领—非霸权国跟随”的政策自发协调机制也将彻底失灵。自亚当斯密开启了经济学的现代化以来，经济稳定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稳定既然无法内生，就只能外生，只有通过更具规模、更具效力的政策协调才有望实现多元时代的经济、金融稳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全球政策协调的改进？方向有五个。

其一，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首先需要接受全球“不协调”的客观潮流，放弃对“单极”稳定的无谓期盼。之所以全球政策协调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习惯于霸权时代“跟随式协调”的国家并未真正认识到基本面“不协调”的趋势性和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从根本上看，全球经济多元化和差异化的本质属性是新时期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经济映射。正如亨廷顿博士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文明的冲突引致经济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根治的，唯有协调方可引致稳定。但值得强调的是，协调仅仅是协调，并不意味着全球政策的统一制定。无论是对重启金本位的莫名期许，还是对单一超主权国际机构或国际货币的美丽憧憬，都是不切实际的。历史从不倒退，任何本质上重新回归“单极”的选择都将被经济、政治多元化的历史洪流冲垮。

其二，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减轻甚至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避免走入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的经典理论案例很直白地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不同决策者彼此分割的政策选择将引致“你死我亡”的劣质博弈均衡，个体理性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体非理性。2011年则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现实案例：由于对彼此经济状态和金融市场状况缺乏足够沟通，上半年，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当局，包括欧洲央行都在虚幻的“全球大通胀”压力下进行了加息；而下半年出人意料的形势逆转又将全球经济逼入二次探底的险境，许多货币当局，包括欧洲央行，又不得已地改弦易辙，再度降息。如此反复不仅让这些国家丧失了有效管理自身风险的先机，又减弱了其应对外部风险传染的能力。避免集体非理性的尴尬，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打开信息隔阂，让个体决策拥有更真实、更充分的公共信息基础。而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势必需要增加并增强国际政策交流的高层平台。其实，人们不必对G20峰会、APEC峰会之类的全球性高层对话平台产生什么样的“共同协定”太过纠结，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交换，其对全球博弈和政策协调的潜在改善功效就不容忽视。

其三，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增强超主权国际机构的救助能力和协调能力，避免危机的频繁出现和不断升级。盗梦空间是不稳定的，而比某一个不稳定梦境更不稳定的，则是梦境的频繁切换。追求多元时代的经济稳定，迫切需要避免作为梦境切换引爆器的金融危机反复恶化并不断升级。而这则需要对超主权国际机构救助能力和协调能力的有力夯实，超主权国际机构不是统一政策制定的平台，而是凝聚多元中各“元”救助能力的平台，唯有增强这个平台的凝聚力，各国才更有希望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

其四，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加强区域性政策协作，避免“珠圆玉润”的多元演化为“棱角分明”的多极。多元和多极是两个概念，前者蕴含着每一个元内部的协调和均衡，而后者则对应着单一元内部的霸权和失序。避免多元演化为多极，需要加强区域金融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消除各大区域内的贸易壁垒，加强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让每一个元都能实现内部和谐的共同发展，进而让区域内政策协调具有更强的物质基础，并为各“元”间的政策协调奠定基础。

其五，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避免马太效应的激化。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差异性，减少协调的难度，本质上需要减轻全球经济的差异性。尽管差异性难以根治，但可以通过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加以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政策协调和全球反贫困本质上是同一场战役，反贫困不是强势国对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