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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帝前一阵子因为“国本”之争时自己立场不明确（注：国本之争，即太子继承人之争），使得大臣们议论纷纷，双方关系很有些僵，所以对这次看似犯上的举动并不想立刻发作，打算着以理服人，给大伙留个好印象，所以耐心地解释，说明自己对杨镐夺情视事，是因为朝鲜战事正在进行之中，少不了这位有功之臣。

如果说当初有首辅和阁老重臣们维护杨镐，使得其他人对追究蔚山败战之事还有些顾忌的话，那么在涉及到有关封建礼教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有很多人无法再忍受下去了，而要让皇帝收回成命，就必然地要牵扯到杨镐在朝鲜战争中的功过表现。

蔚山役后，杨镐谎报军情、竭力隐瞒战败的事实，最终还是被同僚揭发出来，万历帝一怒之下，革其职责令回家听勘，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之。

赞画主事丁应泰见弹劾奏效，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接连弹劾了麻贵、李如梅、高策等东征将领四五人，罪名是撤退过程中军纪不严、纵兵劫掠朝鲜平民的财物和子女。

朱翊钧是从小听着李成梁塞外杀敌的传奇故事长大的，内心深处对李家父子极有好感，甚至达到了一种迷信的程度，所以看到这份奏折很不以为然，只是命麻贵等人戴罪立功，至于李如梅，更是因祸得福，竟从御倭副总兵升至总兵，邢玠仍任总督之职。

当时的中国，是东方乃至世界上超级大国之一，哪能容忍日本这样的弹丸岛国向其挑衅呢，于是在圣旨宣读以后，神宗皇帝大发龙威，又下诏谕示兵部：倭人藐视天朝不遵教化，屡犯我上国蕃邦，实在是可恨至极，当严惩不贷。今后凡东征战事，要兵给兵，要钱给钱，不把倭贼赶下海去，誓不还休。

第三十九章　重整旗鼓

此时已经是万历二十六年的六月（公元1598年），邢玠接到飞骑传诏后不敢怠慢，立刻召集诸将传达圣意，明军除了首批入朝参战的军队，后续部队在五六月份间也陆续到位，分别是：

陈璘统率的广东水师5000人，津辽水师3000人，战船270艘，对外号称500艘，邓子龙率领的江浙步兵5000人，刘綎率领的川军2万余人，李如梅率领的辽东铁骑2万人，朝鲜方面也拼尽全力集结起了2。2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名将李舜臣率领的水军7000人，战船200余艘，总计兵力11万人左右。

（据《天津城志》记载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经天津道输送给东征军的武器有：押阵重炮1670门，小口径火器1万杆，小信炮333个，弩弓12000张，毡牌、竹牌各333面，弩箭60万枝。其他明火药、毒火药、铅弹、铁蒺藜多的达到数十万斤，少的也要几万斤。）

这样，明军和朝鲜联军在蔚山战败后不久，就迅速恢复了反击实力。而这种恢复能力，是当时的日军无法想像、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仅从这一点上就不难看出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注定要遭到失败的结局。

在日本方面，丰臣秀吉接到蔚山大捷的消息后激动不已，当即向死里逃生的加藤清正和浅野父子颁发了奖状和赏金，很是鼓励了一番，对于小早川秀秋所率援军发挥的作用，也深为满意。

可是有关战争的进程发展，这时在日军内部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以小早川秀秋为主，主张放弃沿海各个据点，乘胜追击，集中兵力与联军决战；另一派以宇喜多秀家为主，认为以明军为主的联军损失只是冰山一角，蔚山胜利实属侥幸，应当见好即收，风风光光地撤兵回国，两人意见不统一，于是都写了报告送回国内。

丰臣秀吉看完小早川秀秋的来信喜上眉稍，然后再看宇喜多秀家的来信，不由得冷哼一声，对身边侍立的石田三成报怨道：“秀家这小子越来越不长进了，我曾经答应过死去的直家殿下，要把他这个儿子培养成全日本最出色的武将，可是现在你看，他居然在我军取得重大胜利后提出撤退的要求，真是不可理喻。”

石田三成向来和秀家要好，见丰臣秀吉显露出生气的样子，便劝慰道：“备前中纳言将军（秀家的官称）是您最得意的养子，做为一个年轻人，在胜利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您应该为此高兴才对。他和金吾阁下之间的争论没有什么不妥的，我看很正常，至于最后的决定权，当然还是由英明的太阁大人亲自来决定啦。”

丰臣秀吉怒气稍平息些，点点头叹息道：“听你这么一解释，还真是这么回事。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很喜爱秀家这孩子的，怎么会真的怪罪他呢？不过同样是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