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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只要有一线机会让我们能避免睡前战争，我们就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尽可能地让丹尔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拿了三个壁纸图案让他选择：小丑、花和淡蓝色粗彩条。不出我所料，他选了彩条。我们给了他一个小衣柜、一个放灯的床头柜以及几个他经常玩的玩具。在衣柜里，我只挂了一件衬衫。在柜子下面的抽屉，我也只放了一双袜子、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如果放得太多，丹尔会把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扔得到处都是。等他慢慢学会不这样捣乱了，我再逐渐增加里面的衣物。

翻新完毕后，丹尔的屋子看起来整洁漂亮。屋里只放了一些必需品和几个玩具，外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很寒碜。令人庆幸的是，屋子的翻新让我们帮助丹尔成功摆脱了镇静剂。

睡觉前的战斗还是一如从前，但不管多晚，他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小床去睡。我们给他买了张双人床，这样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就可以躺在他身边哄他睡觉。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杰米做这事。他把丹尔抱在怀里，不停地告诉很爱他，直到丹尔睡着。大床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丹尔在睡前要把他所有的玩具都堆到床上，包括他的脚踏三轮车。他会很兴奋地把它们排列到午夜。早上醒来时，我们常发现他躺在我们中间。如果真如医生所说，我们给他的只是“不安和负面的回应”，为什么他还会这样从我们这儿寻求慰藉？

1992年2月，我带着丹尔去格林诺克的拉克菲尔德分院看精神病医生，算是让丹尔得到诊断的又一次尝试。妈妈作为精神支柱跟我们一同前往，并允许与我们一同进屋。丹尔满足地在角落里玩着小车和农场小动物。这让我可以不受干扰地跟医生说话，真实描述与丹尔在一起生活的困难和他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以为这是此次拜访的重点，后来发现自己完全错了。那个医生记录道：“每次我试图跟他一起玩，都被他拒绝了。他的妈妈和外婆没有任何这样的尝试，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这一次，不单是我，连一直以来给了我和丹尔无数次支持和关爱的妈妈都受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责备。

我跟这个医生说我的自杀念头寻求帮助时，她质问的语气更重了。我再也控制不住，于是脱口而出：“请问您这是在指控我虐待儿童吗？您到底有没有打算帮助丹尔，给我一个正确的诊断呢？”这样一来，此次探访也就不欢而散。那医生提出让我再次前来跟她讨论自己跟丹尔之间的焦虑和紧张，被我一口回绝了：“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喝茶闲聊和同情。我会找到一个地方确诊我儿子的自闭症，不管是什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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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战（二）（4）

母亲在听到这些话后震惊了，很快过来维护我：“丹尔把我们每个人都逼到了极端，但是他绝对不会有危险。”医生看上去并不信服，妈妈又作了进一步辩解：“很显然，我的女儿是想自杀，而非要伤害丹尔，这不就是证据？”

事情仍旧是毫无进展。对于这次见面，医生的记录是“丹尔发育严重迟缓，有极大的沟通的障碍”。最让人不安的还是，她还说我跟孩子交流时有困难，担忧我与丹尔之间的关系。

回到家，我仍旧是愤怒得说不出一句话，当我冷静下来跟杰米说明了发生的一切后，他与我一样愤怒和苦恼。我们都觉得受够了，但是又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们一起设计出了一套方案来应对这次会面，我们想知道他们到底准备怎样把丹尔的问题完全归结到我身上。

在1992年3月与儿童医生见面时，杰米故意附和他所说的话，我仍有些他们所期盼的“词不达意”。这位医生建议丹尔住院接受一系列检查。我惊慌的发现医生居然想给丹尔插管，然后做各种测试。套管是一种细长塑料针管，无限期地插在病人的手臂上，以便于接触到静脉来做血液测试。在要做的测试中，有一个还要求丹尔忌食，完全不在乎缺乏食物和水会给丹尔带来怎样的压力。另外，测试还包括对头骨和脊骨的X光，先不提其辐射，单是这个过程就会让丹尔吓呆。医生说完这些，还试图安慰我们：“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的。”他还清楚地告诉杰米我得跟丹尔一起呆在医院。我从他的坚持中意识到，其实这些测试也是为了检查我是否有虐待丹尔的行为，但是我还是装作很配合。

医生自己在笔记中记录这些检查“实际上是对约克山进行的测试的补充”。但是我却对丹尔的反应很担心，深怕他会因为这些没有必要的测试受到精神和身体两方面的伤害。

我们特别向医生提出了自己对丹尔有自闭症的担忧，跟他说了我们去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