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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地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然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地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必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情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纪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2003。11。13

/*　36　*/唯楚有材，于文唯盛（1）

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龌龊浮躁无耻的20世纪70年代生人中的异数，她的存在让后人百年以后不能将这一代人全盘总结为言语短舌和思想平胸。

70年代生了我们这一拨俗人。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

“五四”一代相比，我们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摆脱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严打吓没了。

“文革”一代对文字无比虔诚，他们为了文字四十几岁死于心脏病，他们为了文字喝大酒磕猛药睡清纯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没有灭掉“五四”一代，但是他们至少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形式和风格。我们没有用过“华丰”牌圆珠笔在北京电车二厂印刷厂出品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狠呆呆地写了一百万再写一百万，文章即使发表在《收获》和《十月》上，也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发表不了，我们就把《收获》和《十月》当成愚钝不开的典型，和文化馆、作协、劳保用品和公费医疗归为一类，认定它们很快会消亡。

我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皮鞋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