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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布鲁诺（1548—1600）曾满怀信心的断言：“要反对那些垂死的东西，智慧就足够足够了”，他热情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后来又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宇宙无限，没有中心”的新见解。布鲁诺取消了宇宙的中心，把太阳降为一个普通的恒星，这一想法从根本上铲除了上帝是在无限宇宙空间的中心地位，更大地激怒了教会当局。他们把布鲁诺监禁起来，并于1600年3月17日判处死刑，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另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1564—1640）也因为写出巨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表达了和哥白尼相符合的宇宙观，被宣布为“宗教裁判所的犯人”，“对话”被列为禁书，伽利略本人也遭终生软禁。

知识发展史上早期遇到的挫折，并没有能扼杀它的勃勃生机，并没有使科学成为神学恭顺的婢女，在和神学与宗教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文主义，很快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尼德兰、英国等许多国家传播。到15世纪后半期，欧洲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并且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意大利的著名画家达？芬奇，开始动力学、机械学、光学等实用科学的研究；天文学家伽利略同时又是力学家，确定速度与加速度的理论，成为近代机械学的创始人之一；伽利略的学生托里塞利在液体和气体动力学方面有重要发现；几何学和代数学、三角学的发展，促使天文学、历法改革、枪炮射程的计算、船舰的建造等重大进步；外科医生安德烈？维萨留斯（1514—1564）于1543年写成《论人体的构造》，对人体研究，特别是血液循环打下了基础，后来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据统计，进入19世纪，人类的科学知识每五十年增加一倍，到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加一倍，尔后是几年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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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2）

科学知识为什么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恩格斯说：“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知识的启蒙时期遇到的挫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的发展处于拓荒阶段的反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刚刚分离开来，知识与生产相脱节，它对直接生产过程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生产，而机器本身就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机器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活条件“已经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　。有的学者更是明确指出：“知识的生产率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对知识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人们对知识的重视越来越突出，知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宠儿。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1）

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要比在欧洲多舛多难。从十九世纪末就有知识分子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后来，又有人宣传种种的“知识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上述种种提倡与宣传，在某一时期有过成效，但始终未能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空气，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从十九世纪末（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始终流淌着，并且最后形成“大革文化命”的历史悲剧。

20世纪20年代初，虚无主义者朱谦之撰文鼓吹“知识就是罪恶”。他说：“恶是从哪里来呢？原来恶是从理知发展的结果”，“没有知识便罢，有了知识即有罪恶，而知识就是罪恶”，“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而知识所有者，也不过盗贼罢了”。朱谦之的这套谬论，曾受到鲁迅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这是叫人们“如牛马一样”，如“猪羊满脸呆气，终生糊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知识即罪恶”的谬论不仅没有得到匡正，而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恶性发展起来。如“读书无用论”，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都是老粗出身，并且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于“大老粗”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