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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

上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所谓“自主意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固然有个人摆脱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和“一日无君，六神无主”的奴才心理的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自主意识的核心是民主意识。所谓“朝前意识”，就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如此落后和民众精神如此愚昧的情况下，能够以比较科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朝前意识就是科学意识。康有为谈及富国之道时曾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原因在于“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　。康有为一个世纪前讲的话，中国的许多人几经折腾，饱尝教训，才在近20—30年真正有所领悟。直到近几年仍然把“知识差距导致国力差距”当成最新的理论加以宣传　。

4、中国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社会总的状况，决定初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处于软弱无力的社会地位。

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响颇深的看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近代知识分子具有软弱性。这一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认识上有很大的片面性。理论上也有简单化、贴标签的毛病。知识分子在一定时期，曾扮演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呼唤者和政治理论代表的角色，并非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奴仆。马克思曾讲过：“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恩格斯也讲：“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表现，也证明了这些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在顽固派的屠刀下血洒京城，英勇就义。谭嗣同就义前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有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运动，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方声洞（时年26岁，留日学生）给父亲的遗书中掷地有声的说：“男儿在世能建功立业以强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烈士冯超麟（时年22岁，南洋水师学校学生）参加起义前，闻父病危乃曰：“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宁受负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而终为亡国奴也”。烈士林觉民（时年25岁，留日学生）在给妻子的遗书中深情地说到：“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业绩与精神，将永垂青史。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4）

我认为，这些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那种把“资产阶级软弱性”说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本性，而大加鞭搭的做法，明显的带有偏激情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本身与他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比，确实处于“软弱无力”地位，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识立足于社会，既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掌握政权，更没有军队。它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是知识，靠“一支笔”（著书立说、写文章）“一张嘴”（教学讲课，演讲）造舆论、发议论、宣传其主张。而它所面临的社会，是极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既无议会可利用，又无言论、出版等自由，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此时的知识分子人单力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很难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中国近代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有没有影响呢？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很晚，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很迟，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处于形成过程中。这就使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强国富民、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却很少能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获得思考和研究的丰富材料，从而形成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坚实的思想理论。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往往只是借鉴了西方经济理论观点，而缺少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思考。据19世纪长期在中国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