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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
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
生逐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
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
转变” 。
梁漱溟的这几段文字,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梁启超的一生,评价也是中肯而富有启示性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早年受过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90年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学术影响,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之一。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会试举子提出有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撰写出大量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1897年在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湘学新报》和《湘报》,提倡新学,鼓吹变法。梁启超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反对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以农立国”的口号,不同意某些维新派人士“以商立国”的口号,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也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冲击下,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批评清政府,宣传民族革命,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研究合派组党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还联合唐才常、韩文举等13人致信康有为,沥陈革命理由:“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履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表示:“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光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的文章,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尔、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梁启超的转变遭到康有为等人的严厉谴责,在康的影响下,态度再度转变,远离孙中山的革命派,逐渐走向革命的对立面。1899年与康有为等人一起组织保皇会,打出立宪保皇的旗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作为喉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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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3)
1912年,袁世凯筹划复辟称帝,邀梁启超赴京。梁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进北京出任司法总长。随着事态的发展,梁启超感到袁世凯“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了下来” ,并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反袁斗争。“维新—拥护共和—保皇—拥袁—反袁”的曲折经历和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使梁启超对政治感到厌倦,并且萌生了一层浓厚的悲观情绪。他50岁生日那一天,颇为感慨地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富,也不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50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 。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以求安身立命之所。
3、从弘扬新学到依皈旧学的思想家严复。
毛泽东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今福州)人,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中医,丧父后家境贫苦。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7—1879年被派赴英国学习,他很注意研究西方学术著作并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情况。回国以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司(教务长)和总办(校长)达20年之久。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和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被称为“中国近代头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唤起和振奋了一代中国人,成为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知识分子发愤图强,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受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