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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

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

生逐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

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

转变”　。

梁漱溟的这几段文字，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梁启超的一生，评价也是中肯而富有启示性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早年受过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90年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学术影响，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之一。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会试举子提出有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撰写出大量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1897年在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湘学新报》和《湘报》，提倡新学，鼓吹变法。梁启超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反对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以农立国”的口号，不同意某些维新派人士“以商立国”的口号，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也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冲击下，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批评清政府，宣传民族革命，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研究合派组党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还联合唐才常、韩文举等13人致信康有为，沥陈革命理由：“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履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表示：“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光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的文章，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尔、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梁启超的转变遭到康有为等人的严厉谴责，在康的影响下，态度再度转变，远离孙中山的革命派，逐渐走向革命的对立面。1899年与康有为等人一起组织保皇会，打出立宪保皇的旗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作为喉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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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3）

1912年，袁世凯筹划复辟称帝，邀梁启超赴京。梁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进北京出任司法总长。随着事态的发展，梁启超感到袁世凯“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了下来”　，并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反袁斗争。“维新—拥护共和—保皇—拥袁—反袁”的曲折经历和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使梁启超对政治感到厌倦，并且萌生了一层浓厚的悲观情绪。他50岁生日那一天，颇为感慨地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富，也不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50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　。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以求安身立命之所。

3、从弘扬新学到依皈旧学的思想家严复。

毛泽东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今福州）人，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中医，丧父后家境贫苦。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7—1879年被派赴英国学习，他很注意研究西方学术著作并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情况。回国以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司（教务长）和总办（校长）达20年之久。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和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被称为“中国近代头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唤起和振奋了一代中国人，成为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知识分子发愤图强，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受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