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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6）

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的主要内容是：“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他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不许出版或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如革命时代的巴黎，“攻击时政之小册，传布街巷，正如蝴蝶，非复禁令之所能遏制矣”，“各国关于出版，初行检阅之制，然检阅由于官吏一人之偏见，每多失当，最足为文化之蠹”。信仰自由，也是人类精神上的自然要求，“古来以政治之权力，强迫人民专信一宗，或对于异派加以压制者，其政策罔有不失败者”。中国的专制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大学课堂上，既讲诸子百家之说，也讲医药卜巫之术，有助于冲破思想牢笼，发展国家文化　。李大钊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指出检查制度的缺陷等思想，还是具有警世作用。

如果说李大钊早期谈论思想自由的文章，还存有理性化倾向，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再谈思想自由问题，则更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和理论上的尖锐性。如他于1919年6月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指出，即使是“异端邪说”，当民众还不认识时，强行禁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种做法，等于把坏东西隐藏起来，不让大家看。人们再碰到坏东西，还是容易误信，更危险。因此，信仰错了，“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李大钊结论说：“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李大钊于1921年1月写的《自由与秩序》，针对“个人主义”者要求极端的个人自由，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而某些“社会主义”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和扼煞个人自由的倾向，着重谈了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他不赞成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试想一个人如果从生下来就离开社会的环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可以选择。而“社会若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出死气奄奄的气象”，不动不流的一潭死水，能有什么秩序？自由，是个人“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秩序，是“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中，自由是根本，秩序是使各种人都能保证享有自由的一种合理的安排。

五四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补充。他于1919年12月1日写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辨证关系，现摘录如下：

“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

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

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

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

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

法律，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发扬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如北京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在南北对峙、军阀林立的空隙间，创造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从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1）

“五四”时代，样式纷繁的思想文化潮流给予社会的是启蒙，给予历史的则是侵透力。各种学说流派，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极为深远的作用。

1、“科学救国”注意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1914年夏天，世界风云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在即。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中国学子们，　一天吃过晚饭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在这样危难的形势下，我们国外留学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