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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1）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最为活跃的时代。其表现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有300—400个，且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区；出现刊物不下400多种，大至众多专家、学者组建的编辑部，小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凌荣宝个人创办的《独见》，此刊物引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的注意，他致信创办者：“我很喜欢你的勇气和精力，很希望你做一个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　；学说林立，百花齐放，从国粹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赋人权”、科学与民主。从近现代的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又各有一、二十种不同的分支与变形；同时还提出各色各样的救国方案，如“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新村主义能“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教育是万能的，……社会的改造，非教育不成功”，“科学救国”，“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有相对的万能”，通过“工人储全”，“这万恶的阶级（资本家），自然就可以消灭了”，“批评至上”主义认为“批评简直是一盏引我们上正路的明灯”，“改造人种”是“改造社会的先决问题”。也有“大家起来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另组织合民意的政府”，或“无血革命”、“炸弹革命”　，学习俄国十月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思想与学术的活跃，来源于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切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也得益于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提倡，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桎梏，扩展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那个年代，不管你信奉什么“学说”和“主义”，都提倡6种精神：“科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奋斗的精神”、“坚贞的精神”　。我们可以从当时出版的许多杂志发刊词和文章中，强烈的感受这些精神：

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国民》杂志载文，提出：“不可为古人奴隶，　不可为西人奴隶”，“终当择中西学术之性质当同者，而一一熔铸化合之，无取乎复立国粹欧化之名”　。

《北京女高师半月刊》载文表示：“研究学问，当普遍不当狭隘，当真实不当凭虚；应用学问，当实验不当武断，当怀疑不当迷信”，“一定要用上品的外国药”　。

《评论之评论》发表宣言：“一切社会底进步，都起于思想底进步，而思想底进步，惟赖‘评论’。一切过去的思想进步史，都是‘评论’史，‘评论’是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生命底唯一锁钥”　。

《新社会发刊词》：“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调；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失；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　。

《改造发刊词》：“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因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历，并立国人”，“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词》：“我们的周刊，因为抱了种种态度，故以能‘兼容并包’‘广纳众流’为贵，不鼓吹一种主义，不主张一种学说”，“我们所谓‘兼容并包’　‘广纳众流’并不是‘杂碎’的解释。我们好歹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科学；我们相信新思潮，相信必然趋势的新思潮”，“科学的智识和新思潮的趋势，任凭你有罗马教皇的权威，威廉二世的战略，都抵敌不住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无论如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