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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刘少奇、周恩来，包括建国以后第一代领导班子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又成为率领中国实行“第二次解放”的核心人物邓小平，都仍然属于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可以说，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创造了东方的世纪神话。

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时代，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反传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们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批判一切旧传统，为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革命大造了舆论。后来，毛泽东继续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勇敢的和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然而，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在反传统的同时低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作用。从理性上宣布“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和事实上极难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矛盾始终困扰着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后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

传统文化是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取向，不仅记载了有文字的历史典籍上，而且广泛的根植于民间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社会舆论中。它不仅对民族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代的人们，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是信仰革命还是趋于保守，是领袖人物还是一般平民，都发生着重要影响。马克思讲得非常深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陈独秀提倡科学与民主，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敢斗士，然而他本人却也难于摆脱封建主义的某些影响，如大革命时期表现出严重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并且经受过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严酷考验，然而终生与“士大夫气质”难舍难割。毛泽东也是如此，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征程中，表现出宏伟的气魄，无畏的精神。而在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政治主张、谋略策划中，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明显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

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是想把伟人与凡人划等号，（即使在本节中，我也对伟人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也不是以“纯而又纯”来要求历史人物，而是想说明，伟人与凡人同样生活于现实的世俗社会，同样难以摆脱世俗社会的影响，因此，他们既是伟大的人，又是世俗的人，从来也不是什么“神”。奇怪的倒是时至今日，有些历史学家总是要把领袖人物写成“百分之百”的伟大正确，有些问题实在绕不过去，也要“为贤者讳”，尽量淡化处理。似乎只有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神的形象，才能为万世师表，这实在是形而上学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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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1）

1924年至1927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为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具有民主、爱国传统的学生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包括外国办的教会学校中的学生，革命热情也日益高涨。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于1925年和1927年两次来华访问，1928年出版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一书，对当时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作了生动的记述：

记述之一：

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们对作者说，“学校把我们培养成基督徒，我们现在仍认为耶稣的教义极为有益。但我们又认为耶稣生活的年代久远，现代中国所需做的事情他无法一一加以指点，我们觉得自身行善是不够的，因为这只会使人屈服于横暴行为。行善和屈服不能战胜强暴，所以只有进行战斗。我们认为必须首先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建立一个人人都行善的新社会”　。

记述之二：

一个叫小林的学生告诉作者，“近十年中，中国青年最需要了解的一是科学，二是良好的政体，三是革命理论”。“学生们现在明白了，讲演与宣传鼓动徒劳无益，他们必须学会作战。有上千名学生南下进了黄埔军校，……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北伐，他们不仅加入了北伐军，而且在部队到来之前就在华中的工农中间进行宣传鼓动。###中许多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林说，除了在前线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