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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点是，一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外文翻译家、教育家、作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从上海等东部大城市奔赴陕北延安。毛泽东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　。他们中的知名人士，可以排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如范文澜、尹达、吕振羽、潘梓年、王实味、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王思华、何干之、柯伯年、张如心、胡乔木、陈伯达、周扬、任白戈、张仲实、丁玲、肖军、何其芳……。

由于这批人才的到来，使延安有条件成立了众多的研究机构。如1938年秋，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负责，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哲学家一起研究理论问题；还成立了《资本论》小组，由张闻天领导，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1941年又成立中央研究院，下设9个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1939年，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并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1938年4月，成立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1937年11月，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为校长）；1939年7月，成立延安女子大学，还有鲁迅师范、卫生学校、通讯学校、摩托学校、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等等，这些都是革命根据地前所未有的。

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点是来源面广。1941年5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史》，对到抗大学习的知识分子有如下记述：学员“包括全国各省（除了青海和西藏）的人们，南洋、暹逻、越南一带的华侨以及朝鲜等民族的青年，以职业说，有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教授、军人、学生、商人、产业个人、手工业者、农民等；从家庭成分说，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有属于其他阶层的，甚至有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儿女；以年龄说，包括十三、四岁至四、五十岁；以政治立场说，包括各党各派的分子；以文化程度说，包括文盲至外国留学生，其中还有全家来校，叔侄同学，母女同队的佳话”　。另据一份对抗大学员7455人的统计，高中学生占44．5％，大学专科以上学生占15％，高小及其他占6％　。李志民在其回忆录《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中，对学员来源地作了如下补充：“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六十四人”　。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由各地奔向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达四、五万人之多。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2）

长期以来，我们的各种党史书籍和诸多的有关论文，在谈到一大批理论家和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时，往往只讲历史的一面，即理论家们如何聆听领袖的教导和帮助，知识分子们投入“革命熔炉”如何进行思想改造，而不讲或很少讲历史的另一面，即领袖在和理论家们互相切磋中吸取了什么，得到什么受益。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对革命的发展起了什么重要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我以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重新认识：

其一，对革命根据地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十年内战时期，各个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封锁，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外关系及形式都做了调整。此时的延安，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大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也做了及时的调整，如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停止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50多个办事机构，直接与美国政府对话与联络，频繁接待世界各国记者、作家、知名人士来延安访问，等等。其中，国内外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对实行这一转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不仅使根据地的人们了解了外部世界的许多新的情况，而且精神生活也对根据地的人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可以从若干外国来访者写的书中显露端倪。

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

“我参加过一个由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