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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军队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他们已与老干部　携手并进，他们已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解放战争期间，“三八式”已成为一代干部的标志。

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而且经历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考验——抢救失足者运动。1942年4月，在整风中康生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国民党特务赞扬边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发现特务活动，中央领导人表示：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于是整风转为审干和肃反。很短时间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清出“特务”高达15000多人，有的单位如西北大学，共390人，竟有一半以上是“特务”。

有的曾和外国牧师学习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有的大城市来的女青年爱打扮，穿着讲究些，就招来怀疑：“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有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怕别人听，悄悄说地方方言，也遭到质问：“你说你没问题，为什么总用广东话同你爱人说悄悄话？”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散步聊天，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望风捕影的被诬为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太阳社”。　前面提到的两位著名的文化人，肖军在以后的几十年生活中，一直成为“反面教员”，批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人身自由。王实味则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惨遭杀害，1991年2月7日始得以平反。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5）

直到1943年7月底，抢救运动才完全停了下来，1944年开始对这批错案进行甄别，赔礼道歉（直接责任人康生始终不承认错误），如果说延安整风是从思想上大力宣扬了毛泽东思想和宣传了毛泽东本人，那么抢救失足者运动则是从政治上警告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都对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终生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下，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精明能干，按部就班，“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成为最响亮的座右铭。然而在许多人身上，缺乏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魄和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即使是延安时期的理论家们，他们的理论活动也是：一、翻译国外的经典多，自己的理论著述少；二、在很少的著述中，也是“述”多“著”少，多为对经典著作的解释与诠注，很少阐发自己的看法；三是学院式、讲义式的著作多，真正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及革命问题而有创见的著作少。延安理论工作者的学术模式，对后来中国的理论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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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1）

第二条战线主力军的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

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革命洪流，他们可以称为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和前三代比较，第一代是革命事业的开创者，不少人成为革命的领袖人物；第二代“文人武化”，许多人在长期战争的炼狱中成为出色的军事将领；第三代扮演了由十年内战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先锋角色，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很有地位的“三八式”领导干部。第四代和他们的前辈比较，角色与命运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中除少数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外，多数人接受的是系统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参加革命的形式是以城市为阵地、开辟争取民主、自由、“第二条战线”，他们的革命经历极短，很快就迎来了全国革命发胜利。因此，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既是革命者，同时，又被视为“同路人”和“被改造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实行争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并规定：“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　。1948年1月15日出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十分具体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状况和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状况：

“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因他们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感，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政治思想上能够接受革命的无产

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他们能够争取教育，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为

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具有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