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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情况表明，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　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人生之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他们为主体形成的“第二条战线”，对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参军革命的方式还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而是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只看到近代西方式教育的消极方面而忽略它的积极方面，只看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而忽略时代与社会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只肯定“与工农相结合”一种形式而否定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的历史形式，是片面的。特别是把他们政治定位为“争取、教育、改造”对象，是错误的。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1）

暴力革命的历史争论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

正如著名作家鲁迅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　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五四运动以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走出书

斋　，走出研究室，来到工农大众中，短短几年发动上百万工人、上千万农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道路。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对于这段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历史，近些年有些人提出种种质疑和否定，有人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是把事情搞糟了，若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则会顺利得多”；有的认为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此乃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动荡不休的根本所在；有的认为，如果“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快得多”，一下子把清王朝搞掉“反而糟”，“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有的甚至认为：“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等等。这些看法，从方法论上说，固然有把革命与革命中的极左东西混为一谈，把今天的结论无条件的套到昨天历史的头上，以及因果倒置等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怎样看待暴力革命的历史地位？中国近代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早在辛亥革命前，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就此问题进行过长达几年的辩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成为两方对峙的主要阵地。1902年春，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极力散布革命恐怖论：“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以四万万人命为戏场也”。1903年5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同年，邹容发表热情洋溢的《革命军》：

1、 高度赞扬革命，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

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

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善良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

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2、 申明中国为图存发展必需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州人之

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

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

不革命”；

3、 指出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

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政治上不民主，四万万同胞受

一人驱使。经济上万民之膏脂，供那拉氏一人之笑傲。“中国之所谓

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大奴隶史也”。

4、 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凡为国人，男

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等纲领。

梁启超先后发表《论开明专制于今日之中国》、《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杂答某